旷新年在檄文《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兼答枪手孔庆东》一文对当今的北大作了概述：

“严老师谢老师的时代和蔡元培时代的那个北大比较起来当然已是衰世，但那已经是我所能够看得到的最好风景了。他们的时代有点像曾国藩的时代，道与术、道德与文章还未彻底分裂。接下来的年代，李泽厚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不仅一开始就落入了第二义；而且天天都有李鸿章时代那种“割地赔款”的失败感。再下来就是王气消沉、唯余霸道的袁世凯时代了。然而，正是这样无才无德的时代，像袁世凯那样想称王称帝者正多多。这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人性的喜剧。接着，我们转眼很快就要进入孔庆东的时代，也就是群雄征逐、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张大帅（作霖）时代了。”

我以为，这是一个新版的《狂人日记》加上《儒林外史》的时代。“孔庆东时代”北大中文系教授的特征是什么呢？除了旷新年在檄文中概括的“道与术、道德与文章彻底分裂”、“群雄征逐、有枪便是草头王”以外，还有如下几个特点：自私、自利、内讧、傲慢、世故、流俗、势利、狡猾、投机、黑暗、卑鄙、厚黑、专制、滑稽、冷漠等，虽然这不足以概括全部代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但是，至少代表了其中一部分教授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只有极少数的有良知的学者，还在为这种精神分裂而陷入苦苦煎熬之中。对于这些北大教授来说，简单的精神修复已经无法办到。他们连基本的是非观念、常识、人格底线都无法坚持，谁能指望他们承担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也许，我们清醒地审视这种现状，勇敢地被覆起自己的责任！

闲话不多说了，正题开始。

顾彬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 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这下子可惹恼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他多次对媒体宣称“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学者的发言”，“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言谈之中，一副“大国学者”非凡自信的心态跃然纸上。

顾彬真的仅仅只会“哗众取宠”吗？顾彬1968开始主修汉学，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发表过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等学术专著，翻译出版6卷本的《鲁迅选集》和20余中国诗人的作品，目前正在撰写《中国古典戏剧史》。试问，这样“哗众取宠”的人中国有吗？再来分析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他指出了当代文学的病根所在：第一，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对文学坚定执着的信念，以功利和游戏之心对待文学，他们的文学生命短暂如蜉蝣；第二，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外语能力，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只能靠翻译获得国际文学资源，没有真正的国际视野；第三，当代作家普遍不重视写作语言的提炼和升华，没有达到一个作家应有的专业水平，因此是“业余写作”；第四，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关注现实的勇气，回避问题，重复历史题材，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代言人。如果认真地分析顾彬这些批评意见，难道我们不应当认真对待吗？

与“大国学者”陈平原相似的，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陈大学者在他的博客中撰文写到，中国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贾平凹和莫言。在谈到推荐贾平凹的理由的时候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莫言旗鼓相当。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言特色，贾首届一指。”这里我要质问的是：“本土特色就是好的吗？” 本土中产生的病态的东西也是好的吗？曾经就有批评家指出，贾平凹的语言不文不白，死拉硬拽，蔑视语言规范，读了让人十分难受，这样的语言不是纯正的。至于贾平凹作品的思想内涵，陈大学者还没有昏庸到胡乱吹捧的地步，他清醒地指出：“贾的小说格局略显小气，过分迷恋中国古籍文化，对美文的痴迷，有时骗了别人，也会经常诓了自己。贾应该有更为独特而深刻的气象，这还需要小说中有大势。”其实，贾平凹的的缺欠是致命的，而不是通过简单修补就能了事的。我曾经在一则文章中说过，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没有对对于存在的痛感，又对老庄文化的隔膜曲解，纯粹私有形态的“消极写作”，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这样格局狭窄的作家怎能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呢？在谈到莫言的写作时，陈大学者用一种欣赏的眼光赞叹到：“莫言的小说更有劲道，他携带的是远程核弹头，杀伤力更大。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人性的怪异、历史的异化、民族认同……等等，莫言的小说可以找到当代国际学界最热门的所有的主题，既是现代性的表达，又充满后现代的蛊惑人心的意味。20年过去了，莫言的写作依然旺盛，笔力狂放，就说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也不为过。那些语词、情感、戏谑、快乐，就象他家乡的红高粱一样，始终那么茂盛！” 陈大学者的吹捧，让我等对文学的意义产生疑问。明眼读者一看，就可以读出《檀香刑》里充斥了暴力、反抗、热情、变态，这样的趣味难道就是中国文学的趣味？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称刘震云与贾平凹、莫言，都是“真善美感受贫弱症”患者，他无奈地叹道：“唉！真是没有办法：一双缺乏爱意的眼睛看不到美好的光彩，正像一颗冷漠的心感受不到善良的热力。”明明这样不如流的作家硬是被北大的学者们吹捧上天，问题出在哪里？在李建军看来，这是一种病，是批评的软骨病。写作的基本精神是爱，基本态度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这是判断伟大的文学的尺度，为什么这样的常识就不被尊重呢？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就是“孔活宝”，这是一个闯江湖的人，自称“醉侠”，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此人体格魁梧，肥硕身材，大脑袋，小眼睛，嘴歪，笑起来眯着眼憨态可掬的样子，被人说成是“北大里的赵本山”。他对世象的洞悉，对人性的领悟、对人生的坦然，以及亲和世俗的人生智慧。我也表示默认。但是，他的拍马工夫让我吃惊，读读他说的，“王朔骂人不刻毒，韩寒有望成文学大师。”也太肉麻了吧？我最讨厌当他在为自己谋私利的时候，老拿鲁迅装饰自己的污点。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纯洁的流氓”，把别人说成“淫荡的君子”。流氓就是流氓，“流氓”谈什么“纯洁”？孔庆东对于鲁迅的思想不见得顶礼膜拜，却老是对鲁迅的收入颇感兴趣，他深情地说，许多人觉得鲁迅生活贫困潦倒，其实鲁迅的收入很高。每月光固定收入就有３００大洋，相当于今天的两三万元。此外还有稿费等收入。鲁迅的确具有很高的生活格调，他懂得如何生活、如何提高生活的质量。鲁迅认为，人首先要生存，其次要温饱，最后才是发展。到了孔庆东这里，鲁迅为个体的利益争取权利，并不是头挤得像柿饼子一样去追名逐利，堂堂北大神圣的讲堂硬是给这样的投机者给玷污了。北大中文系教授为情、钱、权、运所困，心灵境界如此之底，让人震惊！《百家讲坛》栏目为何要选择孔庆东来讲鲁迅，这样一个歪门邪道的人能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鲁迅吗？我以为，鲁迅这个名字沾染上孔庆东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前一段时间，孔庆东在自己博客里“哭穷”，并为知识分子的权益辩护。按照道理，一个知识分子为自己的生存利益辩护，特别是一个北大教授为每月4780元的工资而牢骚，也表示理解。但是，孔庆东“哭穷”的背后是什么呢？在这个连芙蓉姐姐都跻身百万富婆的时代，孔庆东当然不甘于做一个清贫的学院里的知识人，他耐不住那份寂寞，耻于自己没有开上豪华汽车住上豪宅没拥有巨额存款，这是一种流行的功利的浮躁病，恰恰违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我们看看孔庆东在自己的博客里都写什么，“凡有联系讲座、会议、约稿、访谈、剪彩、顾问、咨询、策划、取名、占卜等严肃事项者，敬请发函至1977_2077@163.com与仲由先生联系。”请问：孔庆东教授，你可以到处讲学忽悠，你的学生怎么办呀？你的时间都花在与学术无关的赚钱的行当上，你的学生谁来指导呢？这哪儿还象一个正义凛然追求真理的侠之大者呢？需要为自己壮胆的时候，就把鲁迅和毛泽东抬了出来，进行曲解，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不是流氓是什么呢？孔庆东的主题帖写到，“老衲寻思了一袋烟的功夫，暂拟东博书院主要武功如下：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其他功夫则烦众施主另请高明也。”给人的感觉，孔庆东极象一个江湖术士和巫师，怎么跑进北大讲堂做起教授来了呢？更为离奇的是，不是这些，这位孔教授还喜欢发表政治言论，吹捧“文革”和朝鲜的“金家王朝”，而且动辄上纲上线大放厥词。例如，孔庆东在北航一书吧炮轰章诒和，“ 我们中国是有人道主义的国家，关键是思想的问题，解放以后什么都没有变，他们的孩子坐汽车，我们的孩子雨里泥里爬着去，他们还欺负我们。那些大右派，看见漂亮女孩子就跟着人家走，一旦出了事，一旦反右运动开始，他们这些人互相出卖，陷害，人格丧尽。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场，你说中国今天是好时代，坏时代？没法说，如果家里有亲属刚刚在矿井上砸死的，跟我的立场就不一样，刚刚吃完十万块钱大宴的人，立场也不一样，中南海的人立场也不一样，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人生活比较一致的时候，立场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很艰难。怎么艰难，就认为不如他当皇帝好，不如他在紫禁城里，随便杀人那样好。” 孔庆东假武侠之名而谈革命之实，嬉笑怒骂，果然不失醉侠风范。从底层人民的立场反思章诒和，并无不可，而且，孔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对待共和国史特别是“反右派斗争”这段历史，在没有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哗众邀宠大发空论，这就成了跨专业的无知了！关于“反右运动”，这是一场由某个伟人拿民族精英搞的一场美其名曰“阳谋”的，从而导致五十多万人家破人亡的闹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对耻辱。这种立场需要警惕！不然就弄成悲剧！

比起“孔活宝”的“左倾”色彩，张颐武则以“后主”身份活跃于当今媒介。这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每每社会有什么新鲜话题，他总是一马当先发表见解，这点可以从当年他率先炮轰韩少公小说抄袭事件中看出，且看张颐武的观点：“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 “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顿时，张教授的这番惊人语招来“花痴”之讥。不少网友发帖表达自己的愤怒，甚至有“论坛”专门辟专区发泄网友的不满———
“我觉得简直是有点死不要脸了！”
网上对这种观点声讨的帖子虽然采用了一些过激的语言，但持否定态度的占99%。当记者在做这个选题时，又有一位姓陈的观众打进电话，恰好谈的也是此事，他气愤地说：“这种观点确实太可笑了。现在我每晚都看青歌赛，对歌手的文化素质考试中还经常出现《论语》的知识，这说明无论你歌唱得再好，如果没有文化底蕴根本不行。如果章子怡能和孔子相提并论，为啥不出有关章子怡的题？”

为什么普通老百姓都认知的常识，而这一些身兼博导头衔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如此无视呢？感情这北大教授从“五四”以来一直矗立时代浪潮，他们永远代表时代先进的文化，至于，普通民众怎么想，他们懒得问。自然，他们怎么会甘于寂寞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张后主”拿手的是他的“后学理论”，开口诸如“列奥塔”、“解构”、“宏大叙事”、“德里达”、“哈贝马斯”、“福柯”、“哈耶克”、“韦伯”，密集的词语被他像排粪便一样排泄出去，他在课堂上的演讲极像十足的行为艺术，而台下学生的脑子变成了他驰骋的跑马场。按照道理，以“后现代理论”为基础，来解读和评论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方法, 可是这位“张后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借着他的“后学”理论一路刺过去，所有的对象都成了他解构的对象。身为“知识分子”,以捣鬼为荣,有时候甚至公然在讲堂上嘲弄知识学术！最起码的敬畏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底是什么在纵容这些知识和文明的毒瘤的增长呢？那些初出茅庐的硕士博士们,在这样导师的熏陶之下，除了增长知识以外，只能滋生机巧百出的精神毒瘤！忽然想起想起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再来看看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型作家曹文轩，这原本是我喜欢的一位学者，他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比较喜欢他细腻的文学感受力，应该说，在学院里这样的学者并不多。曹文轩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中无疑是最重美的一个，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对“美”和“雅”的推崇，他认为小说《天瓢》里聚合了文学的“大美”。他说文学就要坚持基本面：作品的道德感、审美以及悲悯情怀。他坚持雅文学才是文学的主流，文学史上历来如此，而当代文学则是经过了一个断层阶段，“出现粗鄙文学是一个时代特点，现在该回归了”。站在公允的立场，应该说曹文轩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位研究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在谈起他的小说《天瓢》时说：美比思想更重要，美比思想更具有杀伤力。对此充满自信。这就是缺乏常识的判断了。有学者指出，文学的美是自足的吗？文学的美是无所依的空吗？文学的美是一扇不透明的窗子吗？文学的美就是他所编造的假模假式的情感以及他的小说中的经心营造的那十二场大雨吗？这种对美的理解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实在是误己害人。文学的美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活生生的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一份情感再加上月光、湖泊、小桥流水等就是美了，当然更不是他所编造的假模假式的情感以及他的小说中的经心营造的那十二场大雨。如果说文学是真、善、美的合一，“真”应该放在第一位。没有了“真”，何来“善”和“美”呢？真正的“大美”是什么？“真”就是直面残酷现实与绝望和痛苦对峙，置身风沙扑面群魔狂舞社会里的心灵搏斗所留下的强音！这种美是震撼人灵魂的美，这种美触及人类的思想。它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的深度，展现出社会发展的或明或暗的趋向。要么它能展现人类的光怪陆离的心理世界的真实，这是一种心理深度，要么它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某种智慧的领悟，透露出某种人生的哲理，并充满着深刻的哲思，达到了一般作家所不及的哲学深度。有了这些洞见文学作品就既是真实的，有思想的，也是美的。文学艺术的美,是深邃的美,极富内涵的美。文学所要表现的美是人物内心的美、人性美，而不仅仅是曹文轩所说的一根芦苇的美和一条小溪的自然美。谈到自然美，也不仅仅是毫无目的文字描绘，而应该是富于内心真实感受的描写。请看鲁迅的笔下，“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渐依稀的赵庄,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这都是廖廖数笔，把风景点染出来，就像水墨画，用笔节省，有一种淡雅、简练的美。真正的“大美”应该能提升人的精神！鲁迅的美学观无疑是其中最杰出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其现代性具体表现为对立冲突之美、不和谐之美、力之美和恶之美。再回头看看曹文轩的小说《天瓢》吧，设计了十几场不同意蕴的雨，人物和故事自然写得细腻美丽，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雕琢之美，显得别扭。值得注意的是，那么多批评家吹捧《天瓢》，很少有人指出其中问题，多少让人匪夷所思。不错，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也是美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走向美，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这也不能走向工匠和小气，没有大的气象，这绝对不等同于轻飘的情调和类似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这里顺便提一下旷新年，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学博士，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对于他的了解，是从他最近他炮轰中文系教授的檄文《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兼答枪手孔庆东》和《疯人三书》等文章开始的。读了他的系列文章，我刚开始十分震惊，随后就平静下来，今天的高校环境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正常的，不出现反而是不正常的。我在旷新年自杀式的攻击里，看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绝望，尤其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的文章里所流露出来的疼痛感，无论他是不是患了鲁迅先生说的迫害狂症，这种疼痛感应该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只有纯粹理想主义者才有的疼痛！这种疼痛感在许多大学教授和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消失了！这种鲁迅式的疼痛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一个丧失疼痛沾沾自喜的投机识字分子，与苟活的动物何异呢？要治疗这种疼痛，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旷新年的笔下，人性的卑鄙、卑劣、丑陋 、龌龊、黑暗、阴暗，让人彻底的心寒！也让人对所谓的“知识分子”放下幻想！旷新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现在不怕了，终于可以说了。” 他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爱情又让他感到绝望的幻灭，于是，他奋起反抗，坦言要直面自己的失败。在谈到知识分子心灵如何“被扭曲”时，他十分清醒地说：“我以为这与中国的民族灾难有关。我们既没有物质保障，更没有精神的空间。从身体到内心都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舒展。知识分子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的心灵被扭曲，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失败，一直受到践踏。我们没有坚定的价值理想，我们的内心没有自信，我们的心灵没有支援的力量。”正如旷新年所分析的，我们一直失败着，物质穷，精神更穷。我们的心灵缺乏支援的力量，宗教会弥合我们分裂的灵魂吗？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旷新年的文章，对于一些问题作出反思，旷先生或许误读了我“正话反说”的意图，并写了一篇答复我的文章。我只是想对旷新年先生说，善一直支撑着我的成长，即使在人生光景最为暗淡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轻薄善的念头！我一直苦苦寻找实现善的方式！但是，不能实现的善，只能衬托出恶的强大！原因只能从自身去找！我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我看来鲁迅的思想，是讲一个失败者怎么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把握鲁迅的。郜元宝先生发现了这个道理，表示在失败中学习与学习失败，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他认为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在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讲，就是盗西方的火，火并非目的，目的是要拿它“ 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烤炙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学习”的过程，“失败”的过程，应该被我们重新发现，应该由我们把它当作自己唯一的真实经验来占有。郜元宝先生是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来理解鲁迅，而我却从现实生活出发，再次认定了这一道理。翻开我的2001年到2006年以来的日记，记载着我对于“失败”深刻反省和反思，并自觉把这种反省和反思贯穿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我有了一点进步，那是因为我对“失败”自觉了，而不是别的什么。”

从陈平原身上，我看到了北大学者的刚愎与傲慢；从陈晓明身上，我看到了北大学者的可笑；从孔庆东身上，我看到了北大学者的“不学有术”；从张颐武身上，我看到了北大学者的荒唐；从曹文轩身上我看到了北大学者的浅薄；毫无疑问，上述北大学者存在着某种共通的东西，这就是具有舌我其谁的精英派头，一副天下我来拯救的气势，一种居高声远的不自觉的极端自信。他们害怕被别人遗忘，总想端座镁光灯下，乐意制造哗人之语，老是想着领导舆论潮流，总之，他们是不甘寂寞的一类精英人物，但是，他们不会试图去问：大众需要这些“启蒙”和“教导”吗？其实，这是一种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回顾一下共和国的历史，“知识分子”什么时候真正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对比一下印度知识分子，他们身上那种不见风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贵人格在我们这批北大教授那里正在失去，我们的“知识分子”缺少的就是那种人类终极关怀精神。我们的“博士”、“教授”，已经静不得下心、沉得不住气、坐得不下来了，忙着各种应酬，出入酒店宾馆，对对金钱地位、吃喝玩乐的诱惑不再排拒，而且乐不思蜀！

旷新年是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却在清华任教，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彻底失败，我珍视这种可贵的失败，因为，只有从失败中真正觉醒过来的人，才是最为可贵的，抹杀了失败，还能有当年的鲁迅吗？我们能依靠谁呢？只能依靠自己！我十分想看到，旷新年能对现实和自身建立足够的认知，及早摆脱阴影，从失败之中杀出一条路！这条路还很漫长！


             2007年6月20日 北京

文章的语气好恐怖
比批判对象更值得批判

楼上说的有理

洋洋洒洒的写了那么多非一般人所写!!越看到后面越有一面之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