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姑
　　那年暑假多雨。我卧房外石阶边那株石榴树长胖了，只见丰盈不见袅娜。芭蕉也反常，蕉身粗，搂都搂不住，蕉叶摊开来够写厅堂上的四字横匾。芒果更糟，满树亢奋，一团团的密叶绿云似地死命逗引过路的风。杨桃倒矜持，雨再大，新叶旧叶都垂着头静静淌泪。白兰显然有点动心，一袭青衫，婉婷里裹不住翩跹的媚思，连花都苍白了。
　　我念完小学五年级等着开学升六年级。明明喜欢阶前点滴的诗意，困久了闷得慌，要等到邻家云姑从大城里的中学放假回来，我心中才觉得那满园的雨花多了一层深意。云姑原名云鹄，我们错把第三声念成第一声，叫惯云姑不叫云姐姐。她一上初中就标致起来了，来我家玩的同学都爱探头看看围墙那边云姑在不在。她那年高二了，拢到背后编成松松一握辫子的长头发更浓更黑更亮，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天生是无字的故事，藏着依恋，戴着叛逆，藏着天涯。她的鼻子不高而挺，雕得纤秀，鼻尖素素的，刻意呵护贴紧人中的那一朵工笔朱唇。云姑下巴也生得好看，尖而丰腴；倒是颧骨高起半分，大人们私底下颇有惋惜之叹。
　　这五六十年里，想起云姑我总会想起好看的小说。现在的小说不作兴描绘淡然的哀愁和淡然的美丽，文学堂奥上穿着衣服的人比不穿衣服的人少，常常是无端的猥亵伴着无端的欢笑。二十年前Ｂｒｙａｎ Ｇｒｉｆｆｉｎ已经在哀悼这套虚荣的语言了。Ｂ．Ｒ．Ｍｙｅｒｓ最近写的《读者宣言》（Ａ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也在怀念老派的叙事文字，觉得今日文人崇尚忸怩自大，笔下伪装文艺的古典造型不是廉价的深涩就是廉价的庸俗。我在意的其实只是小说里的故事。
　　我和我的小同学碰见过云姑跟她的画家情人痴痴恋恋的刹那。那是我们那条街上一幢荷兰时代的老大宅，都说闹鬼，荒废了好几年，后来让回教互助会租去做会所，年年麦加朝圣团出发之前热闹几个星期，过后又是一年萧疏闲冷。我们常攀过后院的矮墙闯进大宅四周的荒园戏耍。那天黄昏，我们三个小鬼悄悄沿着游廊视察蟋蟀的行踪，蹑手蹑脚摸到幽暗的转角处，赫然发现那男人光着膀子轻轻搂着云姑，云姑的辫子散了，玉白的脸紧紧偎在那座油亮的胸膛上。
　　我们都喜欢云姑，勾过手指发誓不泄漏这个秘密，整个暑假谁都不准侵犯大宅里云姑幽会的角落。开学之前一两星期，街头巷尾流传云姑双亲棒打鸳鸯的故事。我看着云姑的脸色苍白，眼睛常常红红肿肿的，心里很不舒服，好几次想悄悄对她说，我们整队小鬼兵都支持她的那段情。可是，云姑见着我总是堆着一脸甜甜的笑容，拍拍我的头，问我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问我最近又收集到几把童子军小刀，问我那只黑战神蟋蟀战绩佳不佳，提醒我摘几枝漂亮的白兰花送给她，别让她房间里的玻璃花瓶老空着。
　　Ｂ．Ｒ．Ｍｙｅｒｓ说，现在三百页长的小说，其实只是小说封底作者照片的图片说明：小说都成了小说家自我吹嘘的商品了。幸亏我不是云姑的画家情人，就算我借云姑的故事写小说，似乎也不会掉进自我吹嘘的泥淖里。开学不到两个月，云姑忽然辍学回来了。我放学后见过云姑两三面，脸色不再是苍白，是暗黄；不说话，只顾拍拍我的肩膀淡淡笑一笑。接着，云姑不见了，大人们露了口风说她进了医院；我的一个同学说是他妈妈亲口说的：“云姑有喜了，刚打掉的……”再过一阵子，云姑回来了，天天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云姑家从此像回教大宅那样萧疏：云姑父亲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云姑母亲也变哑巴了。我的同学说，画家情人最近全家搬到乡下投靠亲戚去了，穷得连皮箱都没有，家里衣物大包小包用破床单包着。
　　翌年春天，云姑跟两个女同学回中国大陆升学。离家前夕，细雨霏霏，她撑着一把花雨伞隔着矮矮的围墙跟我说再见，人胖了些，头发剪短了，笑容又甜了：“念完中学你也回唐山读大学，云姑到北京机场接你！”她说。那是一九五四年的清明节，白兰树上尽是待放的花蕾。
　　六年后我没去北京去了台湾。离家前读中学的那几年，唐山天灾人祸动动荡荡，云姑家里人一下说云姑在上海，一下又说她转去了北京，最后听说在厦门念中文系。文评家抱怨现代主义吹捧艰深怪诞的文学艺术，高手笔下固然营造了不朽的巨构，低手只能强颜效颦，烘托不出时代动人的悲欢。这许多年里，云姑的遭遇倒一直是我不忍心经营的长篇腹稿。
　　艰深怪诞的其实不是文艺，是命运。六十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定居，云姑从我老家打听到我的地址，我们终于重逢。十二三年了，云姑满脸是秀丽的沧桑，仿佛前朝一幅尘封的淡彩仕女。她说她在上海结过两年婚，离了；又跟一个侨生相爱同居。她的出国申请很快批准，只身来香港等他，靠老家接济生活。几波运动中等了一年半，他决定偷渡，千山万水临到最后一程淹死在大海里。
　　“横竖是命，一点不由人。”云姑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在长长睫毛下泛起无边的慈祥，像观音。我童年对她的怜惜之情一下子翻回心头，忙问她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她说她的职业蛮安稳的，在雅加达老同学父亲的香港分公司当襄理，下了班到一位上海大老板家里给少爷小姐补习功课。
　　又过了七八年，我在伦敦收到云姑的信，说她嫁到美国去了，先生正是那位上海大老板的弟弟。我真替云姑高兴。在我辞去英国的工作搬回香港之前，云姑寄来的贺年片上说，她先生年初中风下世了，她会在三藩市静静终老，要我放心。这些年，我们习惯了逢年过节寄贺片报平安。去年圣诞节，云姑在贺片上说：“花时已去，梦里多愁，如果当年要了那孩子，我如今就不那么孤单了。邻居送我一株白兰花，这里天冷，只开过几次小花，总算唤回了你的童年和我的青春。”

　　　　　　　　　　　　　旧日红
1
  
我偏偏爱说我是遗民。近日坊间邂逅几柄漂亮的旧折扇，阮性山一九四七年画梅花的那柄题了集句七绝："短墙缺处插疏篱，始见寒梅第一枝；独有高人爱高洁，为渠费尽雪桥诗。"另一面郭若愚一九四四甲申夏天画的也是墨梅，只题"庭空月无影，梦暖雪生香"；右下角钤了一枚白文方章"梅清石瘦斋"。这样的风月当是遥远的绝响了。寒梅清幽，灵石清癯，配起时下这满城新潮和满街俗物，不啻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浑似千瓣心香。
劫后的意识形态，值得依恋的正是这些残留的旧时月色，跟卧薪的忧郁倒是没有干系了。不必效魏国管宁之安复社稷，不必效徐广收泪抱怨"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那些都是末期政治消渴病人，喜欢隔帘偷窥新贵的宠妾，为了撩来翩跹的绮思。文化遗民讲品味，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急管繁弦杂梵声，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老家收过一幅赵眠云的字，录的是谭延闿这一路诗作。那光绪进士谭组庵当过都督，当过"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当过"行政院"院长，这些诗的趣味远比他的宦海格局高得多了。他的书法先学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和翁松禅两家，晚年参米南宫，比他卖字的弟弟谭泽闿的墨迹稀世。我只有一柄谭延闿写的扇子，写书中仙手李北海刻碑并非世上传说是亲手刻的，猜想是家里有刻工专为他刻，"古刻工皆妙手人也"！小小笔头天高地大，字字骨力雄厚得惊人。
  
2
  
我于一九六○年夏末辞别老师亦梅先生到台湾读书。一九八○年从英国回香港做事，老师已经离开印尼万隆回厦门定居了，却常过来香港和满堂子孙欢叙天伦。八十二三了，一身铜皮铁骨硬朗得要命。一年孟冬，老师来香港过年，星期六下午到我家聊天，说起他早年镇宅之宝王冕墨梅册页，近来有人出美金高价要买，弄得他心绪不宁。那本册页我于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在万隆煮梦庐里翻过好几回，还经老师逐页给我指点，册页所附历代文士的题咏后来也都影印在老师诗集的附录里，八成以上我都背诵得出。我劝老师不要卖，老师说："这已经不是第一回的诱惑了。你该还记得萧姨吧？她千叮万嘱要我留给子孙。斯文都扫地了，留一件是一件，她说。"
萧姨跟老师同龄，长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贴，圆圆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花边。我忍不住赞美两声。萧姨乐透了："傻小子，这叫大雅不雕，内府的上好水种啊！等你讨个俏媳妇儿萧姨送你做聘礼！"她是苏州人，嫁给一位华侨巨富，守寡多年，家业靠成材的独子张罗，那几年越发火红了。萧姨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简直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
老师说，上海当年有个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团社叫星社，社里骚人墨客都是萧姨父亲的诗友画友，萧姨家里藏了一柜子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精品。一天下午，老师刚在书房里给我改好一首七律习作，萧姨来了，顺手拿去一看，夸我终于摸出旧诗的窍门："轻愁写得够古秀了！"她那天兴致好，硬拉老师和我到她家喝下午茶。万隆天气四季清新微冷，萧姨一身粉蓝旗袍，套上一件薄薄的墨绿毛衣，连老师都说她标致："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没等老师念完，老美人先白了他一眼："老豆腐馊了，还吃！"
  
3
  
萧姨家在城郊幽静的斜坡上，深宅大院四周花木万千，像个小植物园。正宅是荷兰洋房，大厅正中挂着颜文梁一幅大油画，画江南水乡人家，浓浓的油彩抹成粗粗的笔调，远观竟成一片迷蒙的雨景，石桥两边的树影人影都在动，小船过处，滟潋的灯影顿时浮起宋词元曲的娇韵。老师笑说："那小窗里该是小红低唱之处了！"萧姨接着轻轻念出好嗲的苏白道："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她指着偏厅墙上瘦瘦长长的条幅对我说，"你看那上面不就题了松陵赵眠云吗？"
赵眠云收藏折扇两千多柄出名。吴江老家原是富户，赵眠云从小享尽荫下之福，天天过着旧社会裙屐风流的雅士生涯。到了家道中落，夫人中年下世，只得离开上海迁回苏州，境遇越见窘困，卖字卖画换饭吃。咳嗽、气喘、脚肿，负病多年，终于支持不下，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岁去世。听说，萧姨娘家跟赵眠云熟，跟鸳鸯蝴蝶派作家画家书家也熟。我在她家后园书斋春绿馆里果然看到不少张善孖、陈迦盦、陶冷月、陈巨来、朱其石、钱瘦铁、江小鹣的作品，还有严独鹤、蒋吟秋、范烟桥、程小青、徐枕亚的书画扇子。
萧姨誊录了一小本藏品清单和书画家生平，亦梅先生觉得有些参考价值，要我借去抄录一份。我用复写纸抄了两夜，自己留一份。七十年代，我在伦敦的学院图书馆里借了许多鸳鸯蝴蝶小说消遣，翻出那份清单，竟像旧爱重逢，亲切极了。这几十年来混迹市廛，心境迟暮，寄情玩物，收了印石、竹刻、砚台、玉器，收字画、收折扇，那份清单虽然残破模糊了，心中倒是印得深深的，碰到萧姨春绿馆里那些似曾相识的笔头姓名，总是横不下心任由他们流落坊间。文化遗民的痴想显是越老越浓了。
去年早春，开书画店的朋友收到一柄黄淡如的淡彩工笔张骞泛槎图折扇，品相大佳，我又想起萧姨手头那柄浪子燕青夜会李师师的细笔扇子，但见浪子脱膊露出身上刺青，那妖艳娘子尖尖玉手轻轻摸他蓝蓝的花绣："黄淡如画人物是一绝，这把艳画还是先父托王西神向黄淡如求来的！"萧姨说。我年少迷恋《水浒传》，只顾把玩半天不忍释手。"傻小子，这把不能给你，"她说，"萧姨改天写信到上海找人请房虎卿替你画一柄武松打虎！"我到现在还只买到房虎卿两柄折扇，一柄画清秋佳品，一柄画云龙山虎，心中暗怨萧姨当年敷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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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六下午，我问亦梅先生萧姨还常不常来信？老师说她两年前下世了："春绿馆里那批书画也全泡汤了！她儿子是读洋学堂的生意人，不懂这些国粹，苏州有个远房亲戚说是可以卖个好价钱，她儿子真的全运回去，一年后结账，存了五千块人民币在银行，要她儿子随时回国去花。天下还有这等便宜事！"老师频频摇头叹息。"那里头有仇英，有董其昌，有王翚，有八大山人，有虚谷，有罗聘，有伊秉绶！萧姨头上那支翡翠发簪倒在美国卖了好几万美金。那叫春风又绿蕃国岸！你知道那春绿馆取的正是萧姨宝爱那支翡翠的心意吗？"
我知道的事情少得很。老师和萧姨那一代人一走，月光下的茶也凉了，害我这样的半吊子旧派人熬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嫌自己旧得不够道地。上海画家程十发书画价钱一路上升，他的箑头花卉人物画得很好，录些古诗词也疏秀妍雅；偶尔追求政治正确，扇子上竟抄了鲁迅的诗，上款还称呼人家为同志，实在扫兴。
六年前丙子除夕，邻居琴翁上海倦游归来，送我一柄朱镜波一九二七丁卯年画的桃花扇，胭脂斑斑，枝叶萧疏，题识也多。丑簃吴湖帆写了一段翰墨因缘，平斋接着录了丑簃题扇两首绝诗，第二首格外幽邈："几见芳菲露井东，闲情收入画图中；阿谁笑比香君血，崔护重迷旧日红！"说的是前朝情事，只怨瞬息红雨弹尽，徒然惹人低回。像我这样的文化遗民，盼的只是潇湘云水之间，风霜满面的过客不忘叮咛一声：劫后的烟树和人面，其实还在案头灯下的片楮零墨之中，不必过分牵挂。
老师回厦门三四个月了，忽然寄来一柄残旧的折扇，是民初名头不大的画家画的武松打虎，还有一封短简说："偶得此扇，忆起三十多年前春绿馆中旧事，代萧姨买下送你。日前听江浙朋友说，骗走萧姨那批古书画的远房亲戚，竟是萧姨嫁到南洋前的青梅竹马旧情人！世风如此，萧姨泉下有知，情何以堪！"那几天，我常常想起萧姨的粉蓝旗袍和墨绿毛衣：崔护薄幸，初恋那片旧日红，竟跟萧萧墓草一样寂寞了。

                    押下去打五十大板

  黄永玉先生写他小时候常去凤凰县县衙门玩的情景，附了一幅道台衙门的速写。文章登在《万象》杂志上，题为《〈华采世家〉碑文外记》。黄先生正在给凤凰县那座道台衙门写一篇纪念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位先生的碑文，《外记》只是写碑文的副产品。他说，上三步石阶进衙门，再上去是审案子的大堂，两旁木架上挂“肃静”、“回避”的木牌子和大红灯笼，打屁股用的各种型号木杠板；中间一座公案，惊堂木、签筒、笔架、朱砂砚台样样齐全；公案后是座椅，座椅后是大屏风，画的有海浪和半个红太阳。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来香港的时候认识一位建筑师，四五十岁的王老五，家住山顶一所两层高的老房子，外墙留岁月斑驳的绉纹，凸出露台的一角还爬满青翠的藤蔓，房子内部倒修饰得又新又好看。他姓黄，父亲当年是南洋著名华侨首领，做白米生意起家的。这位建筑师在荷兰、英国都读过书，装束长年素雅考究，握一管精致的烟斗，那修长斯文的手指更显得古典。

  建筑师醉心中国传统文化，对民间曲艺尤其倾倒，家中字画文玩整整齐齐珍藏了一大批。是我在《南山雨》写的申石初先生介绍我认识他的。我上他家吃饭也是跟申先生一起去的。深冬黄昏山上清冷，黄先生家的大门边上镶了一块小小的汉白玉，雕上隶书“冷梅居”金字。“天够冷了，还来枝冷梅！”申先生一边按门铃一边笑说。

  客厅一色中西合璧的布置，对正门的白墙上挂四幅石涛的山水花卉扇面，连画框都用江南庭院的雕花木窗改装，画下配上一对高高的明式花几，养一对盆栽，乍看仿佛杏花春雨的倒影。黄先生饭后带我们上楼，说是给我们个惊喜。长长的楼梯转上一处小小的玄关，穿进一道月亮门，居然是一堂黄永玉先生说的审案衙门了：“肃静”、“回避”的木牌子，红灯笼是一对，一排木杠板插在长长公案的一边，公案上的文房用具也齐全，座椅后面大屏风真的画了海浪和半个红太阳！

  1967年，建筑师说他痛恨那股无法无天的文革风都吹来香港了，托几家古玩店给他出一堂清朝审案衙门的全套道具：“他们砸四旧，我偏收四旧；他们和尚打伞，我偏弄个法纪的表征。去年街上闹得凶，我跟几个朋友在这儿喝老酒唱老歌拍惊堂木！”他一边说一边从签筒抽出一根竹签扔到地上：“押下去打五十大板！”

                       书房阶前的花影
我十几岁跟父执亦梅先生读国文、学诗词。先生话不多，经常躺在书房阶前花影中的安乐椅上看书，顺便改改我的习作；偶然要我陪他整理古籍文玩，看他写字。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本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小书，要我暇时翻翻。那本书收了《石泉书屋藏器目》等五种着录，都是收藏家登记斋中庋藏器物的名目，我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好些字都不认识。后来先生又给了我一本《博物要览》，也是商务的丛书集成，谷应泰撰。这本书好看多了，描写各种珠玉犀象、可珍可玩的雅品，每一条都短短三两行：“紫檀乃诸溪峒所出，性坚，新者色红，旧者色紫，有蟹爪文。新者以水浸之，可染物；真者揩壁上色即紫，故有紫檀色。”先生说，这是让我学会用简洁的笔墨去形容眼前景物，以此为基础，写文章就不致累赘了。我似懂非懂，只顾读了又读，下笔总嫌不够简洁，反倒是目染日久，至今痴爱竹木玉石雕成的文玩，花掉太多心力财力！

　　文字以经世致用之学为根基，当然要比一味空疏虚无可取。诗词古文打底是成长的养分，更是人生文化生活品味情趣之所自；但真正足以构成实学的，毕竟不是清风明月。文章求简洁，其实也是训练思路清楚、说理明白、状物准确的法门。张伯驹先生是大词家，倚声之作自是落落有致；他又是大收藏家，偶尔写一些书画文玩考据小品，果然也是《博物要览》似的白描笔法。《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一文直笔直书：“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清乾隆尺宽一寸九分，高二寸二分。盒底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帷前，笔极纤雅。…”英文也有这一路写法，是图录说明的文体，以简为贵；中文大学文物馆印的那部讲历代端砚艺术的《紫石凝英》处处可见："Stone of Laokeng, in colour of bluish grey tinged with purple. With a lotus leaf serving as the ink-pool, this inkstone is exquisitely carved, skillfully rendering the leaf veins, the stems and a lotus pod"。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都会怀念亦梅先生书房阶前的花影。

               语文神游太虚幻境
语言文字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任人经营，任人拼凑，甚至任人扭曲，遂有“遣”词“用”字之说。徐咏璇论“捉字虱”没有意思，大有同感。我最想做到的正是从宏观角度去衡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或者倒过来借古今中西语言文字去阐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趋势。此路殊不易走，往往足迹遍荒径，提灯照不见半户人家；蓦然回首，也许竟置身雅舍矮簃之间，茶苦雨疏，听人漫说前尘影事，浑忘今年是何年了。

　　英国广播电台记者在刚果烽火中高叫的那句"Has Anyone Here been Raped and speaks English"，我译为“这儿有没有会讲英语的人被强奸？”徐咏璇说英文原意是“这儿有没有人被强奸了而是讲英语的？”对了。我本来是译为“这儿有谁被强奸又会说英语的？”可是这样说关键就在“强奸”不在“英语”了，点不出我的文章所要演绎的主题；我於是把英文扭过来译，同时录出原文以免冤枉作者。这当然逃不过徐咏璇的慧眼了：故事的重点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文章登出来之后，李月华传真告诉我说，Has Anyone Here been Raped and Speaks English？的作者Edward Behr来了香港，跟她去吃了上海菜。月华说：“世界真细小”。
　　早年读Roland Barthes的The Pleasure of the Text（本文的乐趣），彷彿进入了自由阐释语言文字的新天地，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居然从法文原文jouissance的英译bliss乃至序文里更露骨的coming，重新认识了带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秦可卿，肯定这位风流袅娜的少妇才是主宰一部《石头记》命运的艳魂。这也许有点走火入魔了。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的确不那么执着了。语文的空间无限大：可卿吩咐丫环们“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的心思，无疑超越了爬灰偷汉的陈腐结构；脂砚斋批她“淫丧天香楼”，反而显得识局庸浅了。

　　后来读到托克维尔的游英随笔，说是英文的gentleman和法文的gentilhomme虽然词源相同，但英国人说gentleman是指任何受过优良教育的有教养的人，不涉门第家世；法国人说gentilhomme则只指出身贵族的人。两国社会风俗不同，同源之字於是衍生歧意，不经过修辞学上的“迂说法”（periphrasis）译不出字义。江泽民说：“井水不犯河水”；那是温情的柔语。香港人到时也许会提醒他说：“河水不犯井水”；那意思会不会变成不服从党的领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