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陆蠡与巴金 巴金, 陆蠡, 人物

天台羽客

1933年春，巴金第三次去福建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一起去的，在平民中学住了一个多星期。这期间，他和陆蠡第一次相见，这在巴金1946年11月写下的《怀陆圣泉》一文中，仅寥寥数语：“我和圣泉相知较晚，‘一·二八’沪战后一年我在福建泉州看朋友，在一个私立中学里第一次见到他。可是我们没有谈过十句以上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而在以后的接触交往中，陆蠡成了巴金的挚友。巴金在许多文章中，常常满怀敬意地称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一个崇高的心灵”，曾说：“我认识他的心灵，且和它非常接近。我对人说我了解圣泉，我谈到他的刚直、他的侠义、他那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在抗战期间，有一年半时间，他们常常在书店见面，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一次聚餐的机会，当时参加的还有一位，便是浙江台州的生物学家朱冼。

陆蠡和巴金初识的时候，他才25岁，刚走上工作岗位不到两周年，正在零星地写点散文诗和初涉翻译。而比陆蠡年长四岁的巴金，这时在文坛上已有小名声，发表了不少小说了。那时，从1922年开始发表诗和散文的巴金，已写下小说《灭亡》，第一次用笔名“巴金”署名在上海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小说《新生》也于1932年在《小说月报》连载；那本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也开始发表。

巴金的第三次到福建泉州，虽说是去看望朋友，但也有别种原因，他将这叫做“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

是什么样的“温暖的阳光”在召唤着巴金呢？以至使他在晚年还说：“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当时有一批热衷于革新教育的青年人，在上海南翔、福建泉州和广州新会等地办学校。他们出于对许多社会现象的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兄长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陆蠡也有这样的信念和抱负，他正是他们中间出色的一员。

陆蠡和巴金相处最为热烈的一个时期，是抗战前一年，他进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两人的关系才渐渐密切起来。抗战中，书店负责人相继离去，只剩下巴金、陆蠡等三四个人在维持着这小小的事业。巴金和陆蠡都曾去过内地，又都急匆匆赶回来为书店做事。在艰难的事业中，共同的工作增进了友谊，两人渐渐相熟起来，以至每星期中必有一次聚餐，参加的还有朱冼。他们三人就常常在书店的客厅里谈到深夜，后来忽然想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巴金和朱冼才匆匆离店跑回家去。在那样的深夜，有时还寒气逼人，可巴金总觉得“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

抗战爆发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处于严重困难之下坚持出版工作。当时留守上海的仅只陆蠡和另一个编辑，由陆蠡主持一切业务。巴金在《文丛》二卷五、六期合刊上写的《卷头语》中写道：“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的，制版的，印刷的……用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下白眼，吞食下悲愤，默默地做去了。”当时的艰苦由此可见。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生社仍然坚持出版了一二百种书籍，十四五种丛书。这些丛书大都是在抗战中出版的，所以其中不少是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文艺作品，揭露和控诉了侵略者的罪行，配合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陆蠡和巴金交往的时间，全部计算起来，也才只八个年头，就是自1933年春于泉州相识，到1940年秋见最后一面。这期间，他们也不能常在一起，但因工作关系和友谊的聚会，来往还是相当频繁的，其中也还有为了翻译书稿，接触甚多。

成立于1935年8月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是陆蠡前在之江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吴朗西约同巴金、靳以等文艺界友人创办的，由吴朗西夫妇负责实际的出版业务。1984年，我曾在上海访问吴朗西夫妇，据吴老介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之初，资金短缺，还是依仗了他太太柳静做小学教师、图书馆职员工资的积余三百元才办起来的。

1937年上半年中的一天，陆蠡突然不见了，大家急得到处寻找。过了几天，他才给朋友怀玖写了一封信，人们这才知道他已经悄悄溜到了北平。他在北平寄居在一家公寓里，上午出门游览，下午关起房门来译书。三个月后挟着一大包稿子回到了上海，这就是后来出版并得到许多读者的《烟》。事实上，他的这一北京之行，奉献出的不只是《烟》，而且写下了得到日后为历史证明了是一篇名作，无愧地可称为是他代表作的《囚绿记》。

这件事还有个内幕，即便是在1936年下半年中，巴金、陆蠡和丽尼三人约定，一齐动手去翻译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的屠格涅夫的六部小说。约定由陆蠡翻译屠格涅夫这一序列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罗亭》及第五部《烟》；由丽尼去译第二部《贵族之家》及第三部《前夜》；巴金则译第四部《父与子》及第六部《处女地》。六部小说均列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出版。三人中，出手最快的是陆蠡。《烟》出版于1940年7月，《后记》中写道：“译文脱稿于1937年夏季，……曾就正于许天虹君。”拖延了出版的原因，不肖说是因为战事突起的关系。从翻译《烟》一书的经过看出，陆蠡有着“剑及履及”的积极精神。

1979年2月9日，巴金在《关于丽尼同志》一文中写道，全国解放后，丽尼起初在武汉，后来到北京工作。巴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知道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陆蠡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是在1940年7月，巴金的《秋》刚出版。一个早晨，巴金要坐怡生轮去昆明，陆蠡和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一起赶到金利源码头去送行。两人立在岸上对着巴金微笑，挥手告别。这一幕，在巴金晚年写下的《我的哥哥李尧林》一文中，还念念不忘提及：“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指三哥李尧林）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了海防，还送到昆明。”

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巴金在昆明很是不安。后来听说陆蠡被捉进了日本宪兵队，巴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的下落不明，要巴金马上去沪。由于找不着交通工具，巴金在两个多月后才赶回上海，可陆蠡却在日军的监获里没有痕迹地消失了。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由当时几个进步知识分子编辑的一家杂志《文艺复兴》，出版了一期专辑，纪念那些把生命交给祖国的作家们。纪念的死难烈士当中，就有年轻的陆蠡。巴金在《怀陆圣泉》文章中，称赞陆蠡有“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并说：“圣泉生前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简朴，不善交际，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他心地坦白，忠诚待人，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他把朋友的意义解释得很严格，故交友不多。但是对他的朋友，他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我至今没有发现，巴金曾把这么多的赤诚赞美献给同一个人。

巴金和陆蠡的友情是特殊的，陆蠡在巴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特殊的。你听，巴金说：“我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亡，所以我不想写纪念他的文章。一个像他那样爱憎分明而且敢爱敢恨的人不能死得这么简单。他有着那么强烈的爱，绝不能不留下一点踪迹。我们固然不能相信他活，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死。只要希望未绝，我们愿意等待一生。”他甚至这样想象：“朋友们登过报找寻他，又曾在各处打听他的下落。有一个时期，我们还梦想第二天早晨他提着一只箱子在门外叩门。又有一个时期我们期待一封不识者的来信，告诉我们圣泉死在何时，埋骨何处。又有一个时期我们盼望着他从太平洋某岛上集中营里，寄来信函，向我报告他还健在。

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一场空，我们又白白地等待了一年了。自然，我们还得等待下去。难道真要我们等待一生么？”

在抗战期间，落入日军虎口的我国文学家中，陆蠡和郁达夫是最著名的两位。他们同是浙江人，同样，两人失踪后的下落又从无人知晓，留给历史两团难解的谜。巴金也真不幸而言中，他将终生在痛苦中“呼唤他回来，呼唤那个昙花一现的崇高的心灵重回人间。”



  【作者简介】蔡庆生，笔名钢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诗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战斗小组》、《战火中的歌》；传记《陆蠡传》；游记《天汉星河》；散文集《天光云影》等。作品入选《初中音乐教材》、《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选·1949-1979》等。曾多次获省级以上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