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许杰自传:第二章 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少年时代 许杰, 五四运动, 自传, 青少年, 洗礼

天台羽客

四、六师与五师
　　我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的冬天，在天台县文明小学毕业的。民国五年的春天，大概没有招生，我也没有念书。到了那一年暑假，我去报考县立中学，很快就考取了。不久，我的母亲产前生病去世，这对我的震动很大。母亲去世以后，灵柩停在村头名叫曹家岩的小丘上，那上面有一座曹岩庙，庙前就是停灵的地方。当时天台习俗，妇女临产之际死亡，死后分娩，魂灵会出来，坐在灵柩旁边抱着小囝喂奶。于是家里人一定要送一把小竹椅去，因为在露天底下。所以还必须送一把伞去，这伞要张开来插在椅子上。我们也依照当时的习俗，送了一把小竹椅，椅子上撑开了一把伞。我时常到母亲停灵的地方去，过了很久，这把小竹椅和破伞，历经风吹雨打，仍然放在那里，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整整一年里面，我对母亲是念念不忘的，直到十七岁以后离开家乡，才逐渐淡忘。
　　 母亲的去世，对家庭影响也很大。那时我的家庭原来不算小康，总算一般还过得去。母亲在世时她很能够灵活应付，有时经济亏空，日子不容易过，她颇善于周转，而且有些事情是我父亲所不知道的，她一手在那里调度。待到她生病去世之后，许多问题就出来了。特别是母亲用打会的方式借来的钱，这时候各方面的债主都来了，父亲除了料理丧事以外，还要承担这些债务，这对家庭的影响很大。
　　 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岁。我的下面已有三个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最小的一个三岁，母亲肚里还有一个婴孩没有养出来。这样的家庭情形，再加上债款的负担，一下子加在我父亲的身上，当然父亲觉得诉苦无门了。此时我的家庭是相当悲惨的，七岁的大妹妹给我的堂姑妈做童养熄，最小的妹妹给人家做养女，留下来的就只是一个五岁的妹妹，家里生活还是十分艰难。家中没有主妇，父亲上面还有祖父，烧饭、洗衣等内外家务俱无法应付。我刚刚考进县立中学，读了个把月的书，由于母亲逝世以及家庭经济因顿，这一个学期我便没有念书。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当铺，从前做学徒，当铺的学徒可以说是最好的学徒。因为一般的小铺子里面，做学徒等于做小佣人，给师傅添饭管门倒尿壶。当铺的比较好，有人要介绍我到当铺做学徒，我没有去。1916年就这样过去了，到1917年的时候，也没有读书的机会，闲在家里。正好那时候有几个同学，中学没考取的，请了老师来，在水南一个庙里面办了一个补习班。他们晓得我出不起钱，要我也去，自己家里带一点米烧饭吃，在那里读了一些时候。这位老师是一位范姓秀才，教我们读《左传句解》等几本书，大约二三个月左右。
　　 转瞬间到了l 917年暑假招生的时候，我们先是到杭州报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是早几年办起来的，临海的第六师范是当年刚开办的，早一年是师范训练班，还不是正式的省立师范学校，这一年才正式创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时所有的师范学校都是官费，因此我也就和几个同学一道先到杭州去考第一师范，住在天台同乡会。稍迟几天发榜，一大早我去看榜，榜上是有名的，过了二天还要复试，复试之后我却是名落孙山了。我们同去的人参加复试的只有我一个，复试是口试，而我也末被录取。我们便急匆匆回马赶往临海再考，为什么不早几天走呢？就是因为等第一师范最后发榜揭晓。这时如果快马加鞭回到临海，还来得及报考第六师范。我们三四个同学星夜赶路，从杭州走到天台，夜晚也是马不停蹄，站下来人就好像睡着了一样。就这样一连走了好几天，终于如期赶到临海，并且考取了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我们考进第六师范之后，政策忽然变了，师范学校改官费为半官费。所谓半官费，就是吃饭要交一半饭费，学费当然不交，但初入学时要交保证金。其次，那时提倡穿制服，学校发给你冬夏两季制服，进校时要交制服费。这样一来，我考取第六师范以后，要准备一年的饭费，三元钱一个月，半费一无五．一年十五元，再加上十元的保证金，十元的制服费，总共要交费三十五元。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家里人以及亲朋好友都说考取不容易，相帮着想办法。一个本家开当铺的远房亲戚送了几元钱，其余的靠做会借债，凑成三十五元去交费。
　　 在第六师范，我读书是比较用功的，但是花在学校功课上面的时间却并不很多，有时候我喜欢寻一点旧小说看看。同时思想上总是记挂着家里，学期中间回家几次，总是身上带着一二角钱，路上吃一点东西，步行一天回到家里。
　　 我在第六师范读书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新的东西出现，譬如台州有《台州日报》、有《赤城日报》等等，但真正的转机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那一年暑假以后，我们的老师从上海、杭州等地带了许多《新青年》杂志回来。《新青年》和《新潮》我都看了，还有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这两种报纸宣传新文化也是很有名的。我差不多每天每期都看，晚上躲在帐子里面或被子里面还看看。由于广泛接触新文化报刊，我对于新思想、新名词便懂得多一些。尤其因为学生运动兴起以来，北京、杭州等地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的学生联合会的小报以及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小报纷纷传到我们六师。“抵制日货”，“收回青岛”，“反对二十一条”，这些口号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激荡着我们年青的心灵。从此，我的思想接受了新的东西。以前我并不怎样先进，比方我喜欢看一点小说，也只是偶尔能够找到的林琴南译的文言小说。但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如《雪鸿泪史》等等，虽然有许多同学在那里看，我却不去看它。还有许多同学喜欢读四六文，喜欢念诗。我喜欢读林译的小说，如《侠隐记》(即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还有《大侠红蘩（“艹”下加“露”）》，这是不是林译的，已忘记了。“五四”以后，我们投入学生运动，很是起劲，这些小说也不看了，专门看一点北京的学生报。这一类的报纸是天台的一位老师陈荩民（原名陈鸿勋，曾在北京师大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且是当时被捕的几个学生之一)，他回到天台任教时带回家乡的。陈先生前两年才去世，“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赠给他名誉教授的称号。此后我在天台办大公中学时，同他接触很多。当时北京的很多新东西，就是他们传到台州来的。所以那时台州的学生运动，差不多同北京、上海等地遥相呼应，上海有一个什么运动，台州隔两天就赶上去了。
　　 这个时期，我们第六师范的学生运动热火朝天。有个时候我们许多学生到海门的轮船码头上去搜查日货，因为有的奸商把在上海遭受抵制的日货改头换面运到小地方来卖，我们就到码头上去搜，当场在码头上焚烧。那一年我们到海门去搜查日货时，去了很多同学，住在海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积极，同去的张耀祖同学会拉胡琴，海门那时有妓女，有一次发现张耀祖不见了，有人说他在妓院里，我就毫不客气地找到妓院，果然他正在那里拉胡琴。我把他拖出来打了好几拳，他也不敢说话，低着头跑回去了。以后我们时常在一起，我回想起那一次的事情总是觉得颇为歉然，我为什么对同学那么凶狠呢?1923、24年间我在上海绍兴七邑同乡会的绍兴公学教书，他也在那里做教师。
　　 “五四”运动那时候，到农村去宣传也是我们经常的工作。我们带着中国地图或山东半岛地图，带了一个铃，自己再写一点油印的宣言或告叔伯父老兄弟姐妹书之类，不仅在城里，而且穿着草鞋下乡宣传。天台各乡有市集，到集市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地图往墙上一挂，再一摇铃，人群围拢过来，我们就讲起来。讲日本人怎样强迫我们订立二十一条，讲我们反对卖国政府，打倒卖国贼曹、章、陆。那时候农历逢一、六以及逢三、八，轮流有集市，日中为市，我们赶去宣传，市散而归。除了宣传之外，我们还在学校里提倡教育改革，要求公开学校经济，提出许多改革的意见。那时我们几个同学如蒋径三等人形成一股势力，要求学校改革并废除考试制度等等。闹得校长吃不消，我们就被开除了。
　　 l 919到1920这两年时间，我们在社会上做了许多事情，在学校内也做了许多事情。校长认为我们干预学校行政，1920年下半年将我们开除。浙江第六师范学校的校长原是徐道政，前清举人，对文字学颇有研究，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说文解字》。他自己编过一本《中国文字学》，其实就是《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的部首，他加上解释。我进校读书时，他自己兼教“中国文字学”，教材用石印的方法印成一本书，收讲义费。他住的一间平房前面有一棵紫藤树，一直盘到他的屋上面，所以他给自己的住舍取名“藤龙窟”，并写在一块木脾上。前几年到临海我曾去找过这所房子，只看到紫藤树的藤根。我填了一首《浪淘沙》，其中“藤龙遗窟忆旧踪”，就是指的这一位徐先生。这位先生认为我读书还可以，对我很客气。我没有在《说文解字》方面下功夫，但在文字学方面有点基础，虽然后来还读过清人关于文字的著作，但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他擅长书法，我曾经请他题字，他问我有没有号，我说没有号。其实我自己造过一个号“叵忧”，意为“不可忧”。他给我出一个号“才万”，所谓“才万人者谓之杰”，并且写上一行字：“许生杰劬于学，求书‘安居'二字，为字曰‘才万'以勉之。”这一幅字我不喜欢，我父亲名叫“许万有”，我不愿用“才万”为号，把它扔掉了，现在想起来弃之可惜。徐校长当政的时期，会计是他的女婿，他大概贪污了一点钱，后来换了一个校长。新校长罗志洲，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教英文。我曾经请他指导补习英文，他便从英文报上剪了一则路透社的新闻，要我读熟并背过之后再同我讲语法。此人作校长时间不长，就是他开除我们的。
　　 被第六师范开除以前，我就有好几次差一点不能继续读书。因为第一学期交了三十五元，以后每个学期起码也要交十元左右，五个月的饭费七元半，再加上杂费总有十来元。每个学期交十元是很困难的，我时常为此发愁。有位曾经做过文明小学校长的林姓邻居，那时正做着天台县的劝学所长〔即教育局长)，他了解我的困难，介绍我到松关小学去教书。还有对门的当铺，也重新叫我去学徒。所以，时常因为经济问题而濒于辍学。到了被六师开除之后，便打算接受松关小学的聘书，一年四十担谷子，差不多一个月四担谷，二百多斤米。那时有几位老师从六师出来之后收到五师的聘书，他们到绍兴五师之后，替我们被开除的同学联系，介绍我们到五师去读书。有几位同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使得我在天台整日踌躇不决。是接受聘书去松关小学，还是去绍兴第五师范继续求学?正当此时，先去绍兴的同学来信邀我去五师。我便决定退回聘书，去绍兴读书，这是1921年初。
　　 我从1921年到1992年上半年，在绍兴浙江第五师范读了三个学期，共一年半的时间，1922年夏在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l 921年初，我收到同窗好友从绍兴的来信，便从天台出发步行过松关，在松关小学退了聘书，再翻过关岭、会墅岭，到了嵊县。经过嵊县大桥头，我在饭馆里吃面条，不料鼻孔突然间出血，一碗面条顿时成了“血面”。这件事情我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发表在1982年复刊的《浙江青年》杂志上。那一次我如果不在松关小学退了聘书，发奋步行去绍兴求学，恐怕至今走的可能是另外的一条生活道路。从嵊县坐船到了绍兴，那时临近清明，可是我还穿着棉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多年没有做衣裳，在第六师范学校有制服，夏季的白色，冬季的是黑斜纹布棉袄，制服穿了三年，都已经破了。这一年没有棉袄穿，人家帮我买了许多块一尺多宽的白土布，我自己买点墨煤再加醋放在水里染色，因为我父亲在家里染布，所以我也学会了，于是乎白布就染成了灰布，找裁缝做了一件棉袍。可是布染得不好，也许是醋不够多，墨煤会褪色，穿上身头领一圈都变黑了。棉袍做得过长，拖在地上，到绍兴去时已经是春天，就穿这么一件棉袍，浑身是汗，还不舍得丢掉。关于我的衣服，在此前后还有两个故事：我在文明小学毕业的时候，全体同学穿长衫拍毕业照。我的一件长衫，不晓得原是几岁时候穿的，到膝盖下面就遮不住了，变得像女式旗袍。摄影师说我替你修一修，结果修出来的那部分长衫没有皱纹，显然是硬加上去的，这张照片我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另一个故事是在绍兴五师毕业之后不久，张任天先生介绍我到上海安徽公学教书，我穿着五师老同学徐锡藩丢掉不要的制服来上海，第二天又借了在上海的老同学洪仁新做的一件长衫，穿上跟着张先生去见安徽公学的校长李振亚。那年天冷以后，我到四马路去买了一件棉袍，一直穿过春天，再到裁缝铺拿掉棉絮，改成夹袍。
　　 从1917年到1922年，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其间受到好几位先生的影响。有一位章锐初先生，学名章微颖，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的，到临海六师来教世界史及中国通史，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教师。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到他房间里去谈谈，想问问他的思想情况。章先生居处的墙壁上刚刚挂上几张外国人的像片，当年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留学时汇集了一套世界六十名人像，其中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达尔文、马克思、泰戈尔等等。那时的翻译很有趣，例如莎士比亚译作“叶诗璧”，托尔斯泰译作“陶斯道”，真是煞费苦心。当时章先生的房间里正是挂着托尔斯泰、达尔文、马克思、泰戈尔的像片，一色的都是大胡子。我们问他信仰什么？他顺手朝墙上的像片一指。这时期我们已经看过一些介绍外国人的书籍，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达尔文进化论……都已经晓得一点。章先生说这些都是他所信仰与崇拜的，当时我们觉得这位老师怎么祟拜这么多？后来想想其实他也同我们差不多，这只是那时候的一种风尚或潮流而已。我们到绍兴五师读书时，他也转到绍兴省立第五中学教书。此后我还见到过这位章先生，我从南洋回国时，他介绍我到上海建国中学教书，听说解放以前去台湾师范学院，现在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美术教师李鸿梁先生，也写过散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他是李叔同的学生。李叔同即弘一法师，丰子恺的老师，日本留学生，同欧阳予情在日本参加戏剧活动，回国后教音乐和美术，后来当了和尚。我们这位美术教师便受到李叔同的影响，他在六师教音乐、图画和手工。此人很聪明，我转到绍兴五师的时候，他不教书了，寓居在绍兴城里，我还到他家看过一次。国文教员张冶，别号“味真'，他除了讲课以外，还讲一点人生哲理，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教的书我们都能背，印象很深，对我们的影响颇大，他俨然是一个道德家，自有其人格道义的一套。教论理学的蔡丐因先生，自己在研究因明之学，我们常到他房间里谈论理学(逻辑学)，他讲授印度佛经的因明哲学。我们平时很少看印度佛教的东西，经过他这么一讲便引起兴趣。论理学有三段论法，因明有五段论法，蔡先生对我们如何深入做学问有许多影响。那时候六师的学监是方立先生，兼教修身，讲人格修养。因为他是学监，所以更加严格，平时晚自修他都来巡查。他的样子很严肃，我们看他有点怕。我在台州读书时交了许多朋友，也认识了不少先生。这些先生在思想上、行动上给予我不同程度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仍然时常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而其中的一位张任天先生现今还健在，已经是超越期颐之年的老寿星了。
　　 张任天先生当时在临海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任教，他是前清最末度的秀才，十四岁就中了秀才，后进入浙江沈钧儒办的高等学校，再后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改读数学，曾从日文翻译非欧儿里得几何的书籍，这些书我看到过。他在省立六中从事教学多年，在学生中相当有威信，因为熟谙教材，他可以不带课本去上课。此时他已接受了安那其主义，我的安那其主义就是受他的影响。他和我亦师亦友，交往多年。此人有学问，也比较随便，没有架子，我们一群同学常到他那里去。后来转到绍兴五师读书，我们回台州时还经常去看他，五师毕业后我到上海来就是他介绍的。有一件逸闻趣事：我们乡音戏称他人为“猪头三”，张先生便提出，“不要只说猪头三，还有猪头一，猪头二……”，我们十几个同学如此一连排下去。以后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知社”，我排在老大，他自己排到十三。“知社”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因为江浙口语“知”、“猪”谐音。“知社”在上海出版杂志《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卷《小说一集》茅盾写的导言和第十卷阿英编的资料集的“杂志总目”里都提及《知》这个刊物。《知》这个刊物，从集稿，到送印刷所、校对，成书后送四马路民智书店寄售，都是我一手包办的，共出了四、五期。《知》的三、四期合刊“陈中舫纪念号”，是为着纪念因肺病而早逝的陈中舫同学的。我们离开六师时，陈中舫还留在六师，此时朱自清先生来六师任教，所以我也认识朱先生。陈中舫听过朱先生的课，他写的诗请朱先生改。这个“陈中舫纪念号”里有朱自清写的《跋绮丽的波上》一文。朱自清在临海只有一个学期或一年左右，随后就到温州，朱自清的《温州的踪迹》、《绿》都是在温州写的。
　　 我们同时从六师转到五师的六位同学当中，蒋径三以后颇有名气，徐锡藩后来考取厦门大学生物系，做了我国生物学家秉志的学生，又转赴菲律宾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教授，经常在加拿大或菲律宾等地讲学，也经常回国访问。徐锡藩多年来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此人的生活我曾经在《王以仁的幻灭》一文中提到过。我们六位同学当时的活动能力都比较强，再加上六个人一条心，主张一致，在学校里闹得不亦乐乎。“五四”运动期间六师闹风潮，学校要开除我们的时候，正是我们团结得最紧密的时候。现在只剩下徐锡藩和我两人，其余的都已经先后作古了。我们转到五师继续完成学业，在绍兴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除了读书之外，组织文学社团，举办平民夜校，在《越铎日报》上开始发表文学创作……绍兴五师的老同学都觉得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气象。记得许钦文是五师毕业的，但比我早，许钦文(许赞尧)的弟弟许赞禹当年和我同班，现在还在绍兴，听说身体欠佳。还有一位梁大中，现在仍然同我通信，而一道办文学社团的何竞业、郑文炳等人，均早已弃世。
　　 1977年5月，我重游雁荡，取道台州，曾经寻访六师旧址，并填词《浣溪沙》一首：
　　 十七年少出远门，当年思绪又重温，迷蒙初识读书尊。 七七重游何所见，公孙双树护藤根，藤龙遗窟忆旧踪。
　　 余年十七，第一次出门远游，就学于临海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校舍在北固山麓，为“赤城师范”旧址，其前则为“赤城书院”，更前则为“广文书院”，盖为纪念唐郑虔谪贬台州，教化启发台州而建也。校内有紫藤花树一株，径尺余，长十余丈，龙盘蛇虬，苍古可爱，想系三四百年旧物。其旁有小屋三间，校长徐道政居之，颜其居曰“藤龙窟”。徐，诸暨人，前清举人，治《说文解字》之学，尝自编《中国文字学》讲义，亲自主讲。余家素贫因，祖父辈辈，皆无读书者。余之入塾就学，无非为略识“之”、“无”，备日后能记账写信之用；余之所以考入师范学校，盖亦为其读书不要钱耳。入学以后，在校长及教师启发下，始识有所谓学问及读书为学之意义，乃立志读书，发奋为学，距今已六十年矣。白发皤然，一事无成，欲寻昔日游踪，不知有否旧时踪迹?有人以台州师范校址相告，乃往视之，则面目全非。依山势辩之，旧时校址，当在其更东山麓。再向东行，则为临海一中；约略辨认，仿佛似之。时该校正举行运动会，行人出入者甚众，余亦未经通报，径行步入，亦固无人与识者。余缓步从容，忽于运动场侧面，隔一短墙之空地上，遇见银杏树二株，高高并立，大似旧时遗物。趋前观之，则其间地面，正横卧老树根一株，上有历历斧痕，似欲砍去而尚未砍挖干净者。吁，此即所谓藤龙之藤根乎！余为之凄然者久之。一时感慨多方，许多往事，似乎历历，却又模糊，真不知作何感想也。五、微光社始末
　　 我们转学到绍兴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以后，开始时只有蒋径三、徐锡藩等我们从六师转来的六位老同学互相联系，与第五师范原来的同学不大接近，参加学校的活动，大概是在半年之后。这时，我们成立了一个“龙山学会”。第五师范校址在绍兴龙山脚下，五师的前身是“龙山书院”，五师也称作“龙山师范”。我们是四年级学生，“龙山学会”还包括五年级的学生。当时的学生二十几岁的很多，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不错，我们算是年纪比较轻的，半年之后与原来的同学打成一片，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会。“五四”以后全国的学术团体到处兴起，如雨后春笋，报纸杂志也时常提及这些组织的成立与活动的情况，对我们颇有影响。那时候杜威被胡适请来中国做学术报告，他的讲演集陆续出版，我们都囫囵吞枣地阅读过，并不时地举行一些读书报告会，介绍读书的经验，当作学会的活动。“龙山学会”是由一些追求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的，曾经制定了学会的“章程”与“信条”。我记得“信条”是“奋斗、互助、俭朴、实践”，我并且以这四点为中心写过一个《本会信条颂》，刊登在1922年5月28日绍兴《越铎日报》的附刊《龙山》第三期(“龙山学会周年纪念号”)上：
　　 本会信条颂
　　 许杰
　　 奋斗
　　 坚大的岩石，可能压着勃发的春笋?暴厉的秋风，可能吹散忍耐的秋菊？只有那自甘堕落的残叶，才被蹂躏于泥涂了！
　　 互助
　　 嗡嗡的蜜蜂，能酿成多量之甜蜜，小小的蚂蚁，能建筑高大之白垤！
　　 俭 朴
　　 美丽的花朵，几时总要凋谢，滴滴的清泉，才尽时间的延荡而响着。
　　 实 践
　　 一声不响的耕地的蚯蚓，不求功绩地做伊自己的工作，农夫们的助手，“天之骄子”的人类谁可小看他呢！
　　 (附白)自然我的诗不能道出本会信条的精髓，但是我们也可藉此勉力了。其实，信条又何须注脚呢！也不过是心向往之罢了，至于诗的不好，请不以词害意。
　　 作者这一篇不成文的诗，代表着我当时的思想与见解。这种思想的来源，是“五四”以后的新思潮。“互助”这一类思想，在那时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而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启蒙思想。用蜜蜂、蚂蚁一类群集的小动物比喻下层的劳动人民，我看到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努力读书，团结一班同学，想做一点切实的工作。于是想到了平民的扫盲运动，那时正有“平民千字课”之类的活动，我们龙山学会便组织了“龙山平民夜校”。龙山学会的读书报告会是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举行一次，而这个平民夜校是每晚上课的。我们除了到小学去实习之外，就把这个夜校当做具体的工作。平民夜校前后数月差不多是由我一人担任工作的时候多，因为我一个人在绍兴读书，家不在绍兴，就把这平民夜校当作自己的事情，天天到那里去，俨然像是平民夜校的主任，其实并没有设什么主任。这个活动对我在工作上是一种训练，而且培养了我对待工作的负责精神。龙山学会的两大活动，读书报告会与平民夜校，我都是积极参加的。报告会举行过多次，蒋径三做过报告。那时候有一本杜威的书《How weThink》，南京大学刘伯明译作《思维术》，蒋径三就是读了这本书之后作报告的，讲了几个小时，对当时绍兴五师的影响颇大，教室里坐满了听众。我也曾经做过一次报告，但是没有成功，现在连报告所谈的那本书的书名也忘记了。因为这是我失败的记录，不敢去想它，只是记得自己做过一次报告，而且在讲台上的神情很窘。至于龙山平民夜校，我是负责到底的，每晚都去工作。龙山平民夜校初开办时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中男女老少皆有，小的七八岁，老的三四十岁，学习很认真。平民夜校除了识字教学之外，还讲一点社会常识。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讲社会主义，但是讲平民应当读书，应当提高文化知识，这也算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建设吧。关于这个平民夜校的经验和总结，我写过一篇《龙山义务夜校报告和感想》，由《越铎日报》的附刊《龙山》第三、四、五期连载(1922年5月28日，6月3日、6月8日)。我在这份报告中记述了平民夜校当时的情形：“这一次的学生，真是使我们大大的满意，以前预定是四十人的，现在竞能达到七十几人，足见社会对于读书，也有觉悟了，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和女子，现在女子总有二十多个，大的约有二十多岁，现在虽说停止报名，但报名的人，还是继续不断……”其中“有一个父亲三十四岁和他的儿子十一岁的来读书”，因为学生成分的不同，“……当然是学习心理完全不同，因为如此，所以对于这个编制问题，真是感着万分困难，现在我们勉强的把他们分两个教室四个等级，……”回想起来这情景很像现在的“复式教学”。就在同时的《越铎日报》(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上，刊登过这样的一封读者来信：
　　 龙山学会诸君钧鉴：
　　 近几年来，号称爱国志士者莫不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每观其所为，无非宣讲演剧……，本一时之冲动，以作五分钟之事业，毫无根本之办法。鄙人幼年失学，出外经商，近因家母寿涎回里，闻邻家儿女，催母早吃晚饭，以免延误读书之时。余询之其故，始知泰清里有龙山义务学校之设，不禁欢天喜地，为我绍之贫穷兄弟姊妹祝贺(可惜我已经年纪老大家务纷繁了)，不读书之苦，无须我赘。昨访友于大街，见友人家有龙山纪念刊一纸，内有龙山义务夜校报告一文，惜乎篇幅有限，未能登竟，窃思请君本知行精神，以作根本之改造(现今社会之黑暗，环境之腐败，无一非教育不普及为主要之病)，愿诸君努力前进，勿耀五分钟之讥，鄙人家境清寒，不能解囊相助，望乞见谅。了此草草，略表微意，肃此敬请
　　 公安
　　 张翼飞敬上
　　 五月初十日
　　 龙山学会的后期，我们有些喜欢文学的同学，筹备成立文艺社团，主要的是“微光文艺社”。1921年底寒假回天台，我在路途中想了很多东西。那时候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施复亮，当时名施存统，“五四”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非孝》，登在浙江的一份学生杂志上，居然引起轩然大波，浙江省议会为此弹劾第一师范的校长经亨颐。此时第一师范还有一位名叫凌独见的学生，他一个人办了一个刊物，刊名就是《独见》，办了好几期。再早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学生杂志》，是早期共产党人杨贤江主编的，同陈云差不多同时。……我想到我们何不也来办一个刊物？于是我便同何竞业、郑文炳他们商议，由他们与绍兴《越铎日报》联系好，让出一版附刊给我们出版《微光》半月刊。我们在《越铎日报》1922年元旦的《微光》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微光文艺社”的“宣言”。在这个“宣言”当中，我们公布了我们的文学观点，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工具，它的功用，有如一面镜子，一切人生的悲苦、怨怒、忧愁，都能反映出来。”在这个期间，《越铎日报》上有我发表的小说和新诗。当时我已经读过了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以后还读了胡适之的《短篇小说论》，是他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的序文；冰心的小说《超人》已经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也引起我的注意，她还写了许多小诗，如《春水》、《繁星》，都已经发表；郑振铎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歌《飞鸟集》；……这些著作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创作不是无聊消遗，是文学作品，它必然对社会有影响。持别是梁启超所谈的文学与“群治”的关系，“群治”现在应该讲是“集体政治”或“社会政治”，这种主张与文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时所主张的“为人生”的文学，反对驾鸯蝴蝶派的文学，其精神是一致的，只是还不十分明确。我对文学的见解以及关于文学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同上述的一些文学思潮是有联系的。由于吸收了这些思想影响，便急急乎与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了“微光社”。这个“微光社”，也反映了当年文学青年的要求，“微光社”的同人现在仍然健在的已经不多了。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当中介绍“五四”以后文学团体兴起的情形，列举了全国各地的文学社团，其中就有“微光社”。
　　 “微光社”是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记录。我写小说，当然小说不像小说，我写小诗，现在看起来，这些小诗也不成其为诗。但是有那么一点向往与追求的精神，想从文学工作来对社会做点贡献。我的文字开始用铅字印出来，主要的就是在《越铎日报》上面，台州也印过，那是《台州日报》与《赤城日报》，但那是石印的报纸。胡适的《短篇小说论》提出短篇小说是截取人生生活的断片，从而反映整个的人生。我那时没有吃透这个观点，但已懂得如何留心自己的生活，把生活当中的东西写下来，从这一点东西可以看出比较大的社会意义。起初我曾经想写一篇一个少年想要求学而没有成功的故事，并且表现出他的家庭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我想了很久，没有成功，思想上很是苦恼。我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逢到年三十的晚上，日子更是不好过。因为每年腊月收账，一直可以收到年三十的晚上。正月初一到人家讨账是不吉利的，凡是提着灯笼的都算作是三十夜晚出来收账的，于是有人的灯笼就一直提到初一的早晨，所以贫穷人家最难过的是年关。天台人年夜饭，每家做食饼筒，但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总是跑出去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坐在家里人家来讨债不好应付，跑出去避债；其次是父亲替我的叔祖父店里下乡收钱。一方面替叔祖父收钱，一方面自己躲债，一举两得。这期间常有债主上门，问某人在家吗，我的母亲就婉言诉说父亲不在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讨债。天台习俗年三十晚每间房的灯都要亮着，没有人也点着灯。此人就在每一间房里边敲边叫，破口大骂起来，并威胁说要拿铁锅去了。有一年我同小学的一个同学许文时谈起每年过年的情景，他就说没有钱可以同他商量想办法。这一年的除夕我便跑到水南他家里去了，等了好久他才回来，也没有钱。我深夜从家里跑到水南，再从水南跑回来，为了想分担一点家庭的责任，饿着肚皮跑了半夜，毫无结果。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总是感觉过年对贫穷人家反而是一件难过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也曾经想写成小说，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社会情景，可惜也未写成功。我发表在《越铎日报》附刊《微光》上的小说，现在已经找到的有两篇。一篇是《船夫的女儿》，这是我生活当中的经历。一次与几个同学乘船，这船上的船夫死了老婆，一个人把女儿带大，生活非常的苦，想卖掉女儿，又不舍得，一直带在船上。我以为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当然我的作品并不成功，不过从中可以看到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时有文艺为人生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思想。还有一篇《爸爸》，这一篇小说除了生活实感之外，为什么是零零碎碎的几小节呢?当时冰心发表了一篇文章《笑》，几种“笑”的印象合成功的，一段一段的不同的“笑”，我受她的影响，写了这一篇《爸爸》，几个小孩思念爸爸的不同景象，连接起来，反映了当时当地的乡土风情。
　　 我还发表过一些小诗，也是受了冰心等人的影响。发表在《微光》半月刊上比较长的一首诗，叫做《归途的雪》。那是有一年12月间我从临海回天台，漫天大雪。起初我想等雪停下了再走，可是大雪不止，又接近年关，所以非冒雪回去不可。一天步行一百二十里，只带了一把破伞。我将穿在里面的棉袄用绳子缚起来，外面穿一件长衫，到家时腰以下的雪已结成冰块，内心感触很深，回到家里就写了这首《归途的雪》。现在看起来这些诗都是很幼稚的作品，不过从具体实感出发写文学作品，这是以后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开端。以后我并不写诗，偶而为之，也并不成功，所以这不是我的发展的路。
　　 “微光文艺社”当时主要的由何竞业、郑文炳主持社务，同《越铎日报》联系编辑《微光》半月刊，也是由何竞业负责的，前后十个月，一共出了二十一期。1922年4月3日的《越铎日报》上，可以看到一则《微光社启事》：“本社欢迎外界投稿，凡有小说，诗歌，剧本，读书录；和关于文学上的专论，通讯讨论等类，都非常欢迎，不过本社以经费支拙，不能用现金报酬，只能用送阅《微光》本期为限。稿件请寄第五师范学校许杰收。”当年暑假以后，我因为毕业而离开了绍兴第五师范学校，可能因为若干人事方面的缘故，《越铎日报》10月6日发表了一个“退出微光社的声明”，其中有我的名字；又过了半个月之后，即10月21日的《越铎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微光社”解散的《本社启事》，《微光》半月刊原来的版权则改归“绍兴曙光社文艺部”。此时我已离开绍兴，社中的详情不太清楚。大概是因为“微光社”的主要几位负责人都已毕业，且多数离开了绍兴，“微光社”后继无人，只得宣告解散。
　　 在那一年的3月5日的《越铎日报》上，刊有一个“艺文社简章”及“现有社员”名单，其中也有我的名字。“艺文社”的主要负责人有许钦文，许钦文也是绍兴第五师范的同学，比我高几届。他从绍兴第五师范毕业后，起初到江苏浦镇铁路职工学校工作，以后才到北京去，同鲁迅先生有所接触。“艺文社”社员名单中的俞载俊，现今仍然健在，已九十六岁高龄，其中的俞宗杰、龚宝贤以后同鲁迅先生有关系，至少龚宝贤与鲁迅先生是有关系的。“艺文社”有一位朱苴英，五师毕业后我在台州临海霞城小学教了二个月的书之后来上海，在上海遇到朱苴英，他在《民国日报》做校对，正是邵力子主编《觉悟》的时候。校对员的工作时间在晚上，有一次朱苴英另外有事，要我去替代他工作，我到四马路《民国日报》社做了三个晚上的校对员。因为没有经验，工作做得并不一定很好。过了一些时候，他居然送了三元钱来，这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回想当年“五四”运动之后，在我从事新文学活动的伊始，我先后参加了几个文学团体，关于“艺文社”的情况，我所知甚少，不知许钦文同志是否还记得一些这个组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