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80后"农民工就业观念调查 浙江, 80后, 农民工, 就业, amp

天台羽客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工是一个沉默、辛劳的群体，承担着城市最艰苦的劳动。　　
  
  然而随着“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打工主体，一切都在剧变。记者调查发现，与他们的父辈相比，“80后”农民工缺乏对农村的认同和归宿感；而面对他们长久生活的都市，他们渴求融入其中，渴望获得更多。赚钱，不再是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他们的择业新观念，已经悄然搅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

　　“我喜欢飞翔的感觉”

　　昏黄的路灯下，张磊开始做热身，跟着起跑，颠着脚加速，瞬间地猫腰、屈膝，接着腾空、提腿，轻轻一跃，飞过自己制作的障碍物后，右脚跟一用力，一个“急刹车”转身，动作一气呵成。他抬起头，自信地迎接周围人群的掌声。

　　这一幕发生在夜色降临后的杭州武林广场。如果不是聊起来，很难从这群脚踏滑板的时尚年轻人里，分辨出谁是杭州本地的“hip-hop”少年，谁是外来务工者。

　　“一个月工资1000元不到，买个滑板就得几百。”24岁的张磊说，“玩这个也挺烧钱的。”

　　张磊的父母都是浙江湖州人，来杭州打工20多年了，张磊从小就跟着父母。

　　“念完初中就念不下去了。”张磊说，“家里人的意思，不上学，就工作吧，可我又什么都不会，只会上网，就干脆在网吧工作了。”张磊换了好几个工作，但都没离开过电脑和网络，现在在凤起路附近一个网吧工作，每周总会跟几个一起工作的哥们来武林广场玩几次。“玩滑板已经6年了，我喜欢那种滑翔的感觉，自由地飞翔，感觉很爽。”

　　这里也有很多新手，20岁的王硕就是其中一个。来杭州才两个月的哈尔滨小伙子在银泰门口发传单，一月大约能赚600元，但还是毅然决然地花了100元钱买了块滑板。“算是便宜啦，他们用的都上千呢。”王硕不无羡慕地说，“我也就跟着张磊他们后面凑凑热闹，觉得玩滑板挺时髦、挺有意思的。”

　　“我要找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王万军又“失业”了，这是他4年多时间里的第8次“失业”。

　　1986年出生的他来自浙江上虞一个小山村，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四处打工。起初在附近镇上跟人学理发，学了3个月，他就跑回了家，说是不喜欢。之后，父母又托人介绍他去余姚的一个发夹厂，干了没多久，他又待不住了，理由是：每天起早摸黑，重复劳动，学不到东西；做发夹的胶水洗也洗不掉，怕以后得职业病。

　　这样，他“转战”各地两年多。2004年春节后，他跟着叔叔来到了杭州八字桥附近的一个工地干活，不到两个月又跑到一家理发店打工。

  4年时间里，王万军总共换了8次工作，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一年，最短的，只做了一个星期。

　　“8次有6次是我炒了老板。”王万军得意地告诉记者，最后一份工作是餐馆服务生，受不了顾客和老板的夹板气，“不开心，干脆就不干了。”

　　王万军摸出一根“双喜”烟，熟练地自己点上，吸了一口，接着说：“人活着得开心，对吧？我不想像我叔叔那样，为了供我弟弟上大学，50多岁的人了，还在工地上没命地干。”

　　王万军说，他不愿去端盘子，也不干工地的活，他想趁着年轻，多历练历练，“最好能学点有文化的东西，比如计算机之类的。我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总有一天会回去”

　　秋末冬初，是结婚的好季节，26岁的葛浩最近收到了天台老家寄来的好几张请帖。于是他回家了一趟。

　　葛浩说：“说实在的，呆在老家已很不习惯了。”

　　最不习惯的就是村里没个洗澡的地方，“一身汗臭也只能忍着”。他说他在杭州的时候，这种天气，基本每天都要洗澡，都养成习惯了。

　　另一个难忍的地方就是村里实在太冷清了。“事情一完，我就连夜回来了。”

　　“到处都空荡荡的，没人气。”葛浩说，“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能读书的都到城里读书去了，读不进书的都出来打工了，很少回家。大家都认为只有外出打工才叫有出息。”葛浩无奈地说。

　　“我不会种田，不知道怎么种菜，真的，对农民的那些事，我全都不懂。”葛浩说，他觉得老家越来越陌生了。可在杭州待着，自称是“思考者”的葛浩常常很迷失，总觉得自己像浮在半空中一样。“既不是个城里人，也不是个乡下人。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会错位、混淆。就比如说和人讲话吧，我经常一急，就跟老乡说普通话，跟老板说天台话。”

　　“精神分裂。”葛浩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说实在的，我从没把自己当成城里人，没那感觉。总有一天要回去的。”

　　不到两成“80后”民工进城为赚钱

　　像张磊、王万军这样的“80后”打工者，不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这是记者在采访了杭城50多位外来打工者后的直观感受。

　　“在家里待着很闷的，来杭州长长见识。”在浙大西溪校区附近一家麻辣烫店打工的18岁女孩许丽说。

　　“在家的时候，我妈一天到晚给我找对象，烦都烦死了。出来可以清静一点儿。”去年才来朝晖二区一家饭店做服务员的许娜，今年19岁，是河北保定人。

  在文三路百脑汇一家电脑店里，20岁的河北小伙子孙旭光正在帮顾客打包，他说：“跟几个发小(童年好友)一起来的，哥几个一起闯，有劲儿。”

　　在三墩做瓷砖生意的许伟强说，他公司里大部分工人都是“80后”，个个都很有个性，穿着前卫，花钱大手大脚，看的是《上海一周》之类的周刊和杂志，去的是KTV和酒吧，都不叫他老板而叫他“老大”。

　　“这些孩子，刚来几天就嚷着要发工资、加奖金；一加班，就嬉皮笑脸地跟我说有急事。”许伟强苦笑着说，“我才40多岁，还不算老吧，可还是招架不住啊，有时候跟他们一比，真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了。”

　　见惯了前代打工者的顺从和踏实的许伟强，显然对“80后”手下有点应付不过来。

　　“现在的年轻人，进来后能踏踏实实干活的实在太少了，动不动就跳槽，最近又走了两个。”许伟强说，他一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招人。

　　据一家媒体的调查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绝大多数人外出打工的理由是“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或者干脆就是“在家没意思”。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出来打工选择“为了挣钱”的比例稍高，有34.9%。而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有超过50%的人表示“出来为了挣钱”，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有此想法的人比例更是高达76.2%。

　　“80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也是不同年龄层中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仅为0.08次。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不佳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

　　新就业观将加剧劳动力紧缺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杭州市2006年第一季劳动力需求缺口最大的5个职业分别是裁剪缝纫工，营业人员、收银员，治安保卫人员，饭店服务人员，餐厅服务员、厨工，其中裁剪缝纫工劳动力供给短缺已连续多年，从城镇市场无法满足招聘需求，现在的外来打工者也不愿从事重体力劳动。

　　另据有关单位公布的《2006中国农民工供需报告》数据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都面临严重的农民工结构性供需矛盾问题，其中年轻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

　　对此，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马良认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称呼为农民工，他们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能力上，大多和城市青年差不多，让他们从事技术含量低、社会认同度差、劳动强度大、报酬低和升职潜力小的工作，这本身就不合理。“我们现有的用工体制有很大的问题，农民工的待遇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亟待改进。”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表示，新一代农民工的素质和意识整体上已大大提高，“这种状况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加剧了纯劳动力紧缺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