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国学(湖北张小平）

当下国学愈来愈热，今就个人识见所及，略述四层意思：何为国学、国学流变、国学内容及邑人贡献。绠短汲深，疏陋之处，还望方家不要见笑！
  一、什么是国学

　　何为国学，准确地讲，直至今日，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有一个为多数人认可的说法，那就是国学乃中国学术的简称。那么，什么又叫学术呢？一百年前的今天，梁启超有专文解释：“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与术的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故梁启超又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在这里，“学术”略等于今日的“科学”与“技术”。通俗地讲，“学术”即如《辞海》所言：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就是国学了。总之，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这是一个相当空泛的概念。

　　要理解什么是国学，关键在于弄清“国学”一词出现的历史背景。须知，“国学”一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学术名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国学”就是为有别于西洋学术而逐渐在文人圈、学术界叫开的。最早称为“中学”，如洋务派张之洞，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有人便将西洋学术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为“旧学”。其中，更有一些学者出于保持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而将其称为“国粹”或“国故”，如二十世纪初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等皆是。可能由于这两个名称都多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且流露出保守恋旧的情绪，因而逐渐弃而不用，中性的“国学”便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如章太炎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胡适举办过《国学季刊》。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学”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名称，像国歌、国旗、国花、国术（传统武术）、国剧（传统戏剧——京剧）、国画（传统绘画）中的“国”一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洋文化，故有“国学”之名。

　　附带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是我们自己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现在也译为中国学。

  二、流变的轨迹

　　地球曾有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唯有中国文化不曾中断，让世界叹为观止。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国学，源远流长，绵亘不绝，浩浩荡荡。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都有作为阶段导性标志的学术。简而言之就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

　　先秦子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轴心时代”。中华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确定；以注重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建构；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在这一时期树立；拥有专门知识，以脑力劳动为特点的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集结；“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形成。所谓子学，即诸子之学。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西汉刘歆将诸子归纳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若从如何奠定中华文化之基石，长久作用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这一角度，影响最大的当为儒、墨、道、法四家。其中儒墨两家，为“世之显学”。孔子创立的儒家以醇厚之风，独树一帜，表现为：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思想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知为认知手段。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与儒家相对立的是墨家。墨子创立的墨家，以严明的军事团体作风，严密的“天志”观，实证的知识论，体现出非常谨严的风格。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则体现出鲜明的超逸之风：强调“天道”、“无为”，朴素的辩证法与相对主义，个体价值与精神自由，追求超世、顺世、游世。如果说上述三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空想，那么唯有法家，对现实政治有着独特的深刻理解，以冷眼静观的理智态度，冰冷冷的人际利害关系的算度，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构成了其学说的冷峻特色。

　　两汉经学：如同汉武帝的拓疆斥境基本奠定了后来中国的疆域范围一样，汉代学术的发展，影响和规范了后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与道路。经学是汉代学术的核心。经学，乃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的称谓。汉代经学的本源是先秦儒学，但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汉代经学发展的基本倾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成为后来历代学术研究的主体，规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势，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两汉经学就其内容和影响看，它关联到学术领域内的其他方面和学术领域外的其他领域。汉代以经治国，以经治狱，以经治水，以经论功，以经取士，以经处理包括君臣上下、父子家庭、朝廷州郡、诸夷华夏在内的各种关系，经学贯穿和制驭着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独尊、儒学经典化，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儒家思想本身的特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对汉武帝影响最大的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思想广博而自成体系，对汉代政治与学术发展影响较大的有三个方面：天人合一的思想，道的永恒与更化的思想，阴阳合分的思想。从西汉末到东汉，是汉代经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史称“东汉多大儒”，大儒就是经师。但其中又出现了今古文经之间的派别之争、神秘主义和谶纬化的倾向、笺注烦琐的章句之学等问题，神秘与烦琐导致了经学的庸俗和僵化。

　　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动荡、分裂的四百年，然而在中国学术史上，却是少有的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时代。魏晋的主流学术乃玄学。玄学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当时学人以号称“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部著作为经典而展开学术研究。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崇尚“玄远”，故玄学又称为“玄远之学”。崇尚玄远，不仅是一种学术风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志趣，不拘泥于名教礼法，任情自然，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通脱”、“旷达”。玄学的学术内容，概括地说，是会通儒道、旁及名法诸家学说，采取思辨哲学的方法与形式，探讨“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以及“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并对天人关系等问题赋予了新的涵义和论证。魏晋玄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曹魏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基本思想特征是贵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第二阶段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基本思想特征是崇尚自然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三阶段为晋元康、永康时期，以裴 、郭象等人为代表，基本理论是“崇有”、“独化”，主张“名教”即是自然。玄学的贡献在于，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实践庄学人格理想于现实人生中，从而铸造了中国士子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隋唐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多元文化激荡，终至推出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时代。佛学，是隋唐学术史上的桂冠。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土，使我国固有学术面对一生力军的挑战，儒、道、释三家互相消长隆替、合纵连横，演成中国学术史极具戏剧性的“三国演义”。隋唐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隋唐佛教发展成熟的第一标志在于，这一时期的佛教以集大成姿态在教理上结合、融摄各派学说。发展成熟的第二标志在于，这一时期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在寺院经济高度发展、判教活动广泛展开的基础上，纯粹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展开，这就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以上四宗，至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它们无不张扬“心性本觉”，从而与主张“心性本净”的印度佛教在佛学核心问题上划清了界限。发展成熟的第三标志在于，这一时期佛教宗派林立。由于诸家对于佛教基本教义的阐释与理解有所不同，或有所发挥，或有所扬弃，从而在教义上有所创新，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因创始人智 在浙江天台山为僧故名，又因其崇奉的经典是《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故亦称法华宗）、华严宗（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又因创始人法藏被武后尊为贤首大师，故亦称贤首宗）、法相宗（创始人为唐代西行取法高僧玄奘，因由分析法相而表达“唯识真性”故名，又称法相唯识宗或唯识宗）、净土宗（因专修死后往生阿弥陀西方净土的法门故名，亦称莲宗）、律宗（因以戒律为所依故名，又因此派理论以终南山道宣集大成，故亦称南山宗）禅宗等。

　　宋明理学：如果说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因缘，那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的出现，说明中国学术思想进入了空前成熟的时期。理学是以“道体”和“性命”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为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目的学说。理学思潮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是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儒释道融合的结晶。理学有程朱、陆王两大派，后人称程朱一派为“程朱理学”，陆王一派为“陆王心学”。理学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一）北宋庆历年间，为理学的开创阶段。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二）熙宁前后，为理学的奠基阶段。“关学”张载、“洛学”程颢、程颐被视为理学的奠基者。（三）南宋时期，为理学的集大成阶段。名家辈出，代表人物有朱熹、陆九渊。朱熹、吕祖谦、张 又被称为“东南三贤”。尤其是朱熹，他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教及诸子之说，涵盖自然、社会、人生诸方面，建立了博大繁杂的逻辑体系。与朱熹学说相对立是陆九渊的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是其名言。（四）明中叶后，为理学的解体时期。元代，南北统一，朱学成为官方哲学，陆学受到压抑。明初，以朱学为正统，其他为异端。但朱学逐渐暴露其破绽，引发了人们的反思，在承继陆学的基础上，于是孕育了王守仁心学的产生。王守仁是一个追求自我与社会和谐的哲学家。理学发展到心学，是传统儒学的又一次大变异，引发和开启了理学的解体。（五）明清之际，为理学的总结阶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其中杰出者。明清之际的王学，其末流已入空疏之途，遭致学者的不满。清代汉学，就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

　　清代汉学：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大总结、大繁荣的时代，汉学为其中典型代表。汉学，指的是传统的考据训诂之学。汉儒治经，专重训诂文字，考据名物制度，著者如许慎、郑玄诸儒，清代学者遂称其学为“汉学”，以别于宋代二程、朱熹等专重义理的“宋学”。汉学，又称“朴学”，因推崇继承了汉代经师治学方法，提倡无征不信，学风朴实，故名。清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乾隆初期，呈“治世”的繁荣景象；同时笼络汉族缙绅和士人，扩大科举考试的取士数量，这些是汉学兴旺的重要条件。乾隆中期前后，文字狱愈演愈烈，也成为治学方式走向嗜古考据的原因之一。乾隆、嘉庆年间，吴中惠栋、安徽戴震等继承发扬汉儒传统，形成吴皖两派，“汉学”再度兴盛，出现了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一批朴学大师，成就超越前人。乾嘉汉学的丰硕成果，实际构成了对古代文献遗产的整理与总结，特别是在传统学术中两项最根本的学科——经学与史学上，认真地校正文字、解读语义、纠订舛误、考辨名物、典故、制度、史实等等，令几千年来表现在典籍上的学术文化状况，以空前真切的面目展观出来，为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乾嘉之后，汉学在经学、史学、文献学领域仍然成果斐然，还扩展到子部书籍的校订考证。但后来走向极端，形成一种脱离实际、繁琐考证的学风。

  三、主要的内容

　　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四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四经世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这些都是人文科学，不包括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未免简而未备。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典籍目录来考察中国学术的内容。《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将书籍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诗赋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括天文历法，方技指医学。在这里，自然科学及军事学居于显著的地位，而经学居于学科之首。《汉书·艺文志》之后，传统的目录学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到清代始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四库全书总目》中，经部是经学，包括小学；史部是史学，包括地理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小说以及释道典籍；集部是文学。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为使读者对国学的内容，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今按“地位重要，读者实用”的原则，略作说明：经部，说“十三经”和“四书五经”，史部说“二十六史”和“十通”，子部说《诸子集成》及补编、续编，集部说历代诗文总集。

　　经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儒家思想以经学为主线而演变发展。所谓经，含义就是儒家尊崇的基本典籍；所谓经学，就是专门对这些经典进行注释、疏解和发挥，形成与这些经典内容直接相关的种种学术。“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到西汉时，《乐》已佚，故称为“五经”，此为中华文化的元典；由于《孝经》、《论语》地位的上升，加上五经，汉又有“七经”之说；唐代又有“九经”之说，即《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合《易》、《书》、《诗》。到了北宋，“十三经”才正式确立，这就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历代儒学之士研究十三经，阐说发挥，有注有疏，形成大型丛书，清代将其合刻在一起，即《十三经注疏》。到南宋时，朱熹把《论语》、《孟子》抽出来，又把《小戴礼》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抽出来，合称“四书”，并用毕业精力撰成了《四书集注》一书。“四书”与前“五经”相配，故有“四书五经”之称。从此，“四书五经”在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儒家施行其儒学、儒术教化的重要教科书，是统治者御民治国的主要精神武器。

　　史部：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史部最发达。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学术史中，始终是主要的史书体裁。其中纪传体尤为发达，被统治者定为“正史”后，更显得地位突出。到清朝时，已经累积有二十四部，通称为“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朝灭亡后，又增加了《清史稿》和《新元史》，所以也叫“二十六史”。这套史书构成我国旧史书的主要部分。编年体史书形成在纪传体之前，可是日后发展中落，直到《资治通鉴》出现才重振声威。其后，不仅仿效《通鉴》编出了许多史书，并且由此发展出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二种新形式。这三种体裁可以合为一类，在旧史书地位仅次于纪传体。此外，到唐代时，有人以志书分类纪事的原则编撰史书，于是出现了典志体。其后构成一个系列，组成所谓“十通”，包括：《通典》、《续通典》、《清朝通典》、《通志》、《续通志》、《清朝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十种大部头史书。

　　子部：在四部中，以诸子最为驳杂，所以在目录学上，诸子的范围屡有变迁。《汉书·艺文志》所讲的诸子，类别只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此后逐渐扩大，《四库全书总目》其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子部则分周秦诸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杂家、小说家、释道家、类书十三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书局排印的《诸子集成》收书二十六种：《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晏子春秋》、《管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尹文子》、《吕氏春秋》、《准南子》、《新语》、《法言》、《论衡》、《申鉴》、《盐铁论》、《潜夫论》、《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二十世纪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编纂了目前最大的子学丛书《中华诸子宝藏》，在《诸子集成》基础上编印了《诸子集成》基础上补编和续编。《补编》共收录先秦到六朝时期《诸子集成》未收的子书一百四十五种，《续编》共收录隋唐到清末子书二百三十七种，可谓洋洋大观了。

  集部：集部之书汗牛充栋，作家别集无从说起，这里只就诗文总集按断代略作介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楚辞》，诗歌总集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散文总集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唐代：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宋代四大部书之一，与《文选》相接）、《唐文粹》，诗歌总集有《唐音统签》、《全唐诗》、《全五代诗》，散文总集有《全唐文》、《唐文粹》。宋代：诗文总集《宋文鉴》（北宋部分），《南宋文范》，诗歌总集有《全宋诗》（今人编）、《宋诗钞》、《宋百家诗存》，散文总集有《全宋文》（今人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辽金元：诗文总集《辽文存》、《金文雅》、《元文类》，诗歌总集有《中州集》、《全金诗》、《全辽金诗》（今人编）、《全元诗》（在编）、《元诗选》。散文总集有《全辽文》、《全辽金文》（今人编）、《全元文》（今人编）。明代：诗文总集《明文在》，诗歌总集有《全明诗》（在编）、《盛明百家诗》、《列朝诗集》、《明诗综》，散文总集有《全明文》（在编）、《明文海》、《明文衡》、《明文范》、《明文征》。　

清代：诗歌总集有《晚晴簃诗汇》、《清诗别裁》、《清诗铎》、《近代诗钞》，散文总集有《清朝文征》、《清文汇》、《皇朝经世文编》、《晚清文选》。此外有通代性诗文总集，诗歌方面有《八代诗乘》、《石仓历代诗选》、《十八家诗钞》、《御定历代题画诗集》、《佩文斋咏物诗选》，散文方面有《历代文纪》、《古文渊鉴》、《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涵芬楼古今文钞》、《历代赋汇》、《骈文类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