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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巨献] 中国改革三十年特辑

石上泉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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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奖 2006年度最佳斑竹优秀斑竹奖

1^#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7:47 只看该作者

[三味书屋巨献] 中国改革三十年特辑

目录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左右两派激辩	1楼

拥护改革派：出路在于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改革的方向没错，但是没有到位 ——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 吴敬琏	2楼

不改掉城乡二元体制，计划经济就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厉以宁	3楼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开放30年的成败得失 ——两位经济学家近十年来首次公开对话	4楼

批判改革派：改革的方向有没有错？

农村改革和发展要回归正确路线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农村改革的比较 / 李昌平	5楼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历程 / 高梁	6楼

必须结束“企业家”的特权时代 ——维护和谐社会需要力量平衡 / 左大培	7楼

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给中央的建言 / 韩东屏	8楼

结束语:草根才是改革开放得失最权威的晴雨表/ 郭松民	9楼

From the moment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ill our head hits the pillow at night. Our lives are filled with questions. Most easily answered and soon forgotten. But some questions are much harder to ask. Because we\'re so afraid of the answer. Will I be around to watch the children to grow up? Am I making a mistake by marrying this man? Could he ever truly love me? And what happens when we ask ourselves the hard question and get the answer we\'ve been hoping for? Well, that\'s when happiness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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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奖 2006年度最佳斑竹优秀斑竹奖

2^#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05 只看该作者

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左右两派激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一踏入2008年，对改革的肯定和批判两派都拉高了声调，摆出决战的架势。

在批判改革派方面，新左派的主要基地之一“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举办了“反思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讲座，讲座的题目包括《总结中国30年来的农村改革：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比较研究》、《总结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与得失》、《维护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等。在网上，近日流传一份以湖北学者韩东屏名义撰写的向中央的建言书（参见8楼），代表了左派观点的全面宣言。左派的新策略是拥护改革，但质疑改革的方向。

在维护改革派方面，新年的最大动作就是1月举办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这场由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主持的论坛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经济学界的两大名家——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和有“厉股份”之称厉以宁的同台对谈。

吴、厉二人虽同属自由派，但对股市的看法却截然不同，2001年年初， A股由牛转熊之初，吴敬琏在媒体上一句“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背上了“一言毁市”之名，遭厉以宁等5名经济学家连手痛批。今次是2人交恶多年后首度同台，虽然媒体形容两人是“唇无枪舌有剑”，但维护改革开放却是异口同声。显示面对左派的咄咄逼人，自由派已经有了危机意识，开始内部整合。

可以预料，围绕着改革的方向，两派今年还会有激烈交锋。《三味书屋》版特推出“中国改革三十年”特辑，选取双方精彩文章与演讲，关注中国改革，关注有关改革的各方声音。

From the moment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ill our head hits the pillow at night. Our lives are filled with questions. Most easily answered and soon forgotten. But some questions are much harder to ask. Because we\'re so afraid of the answer. Will I be around to watch the children to grow up? Am I making a mistake by marrying this man? Could he ever truly love me? And what happens when we ask ourselves the hard question and get the answer we\'ve been hoping for? Well, that\'s when happiness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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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06 只看该作者

拥护改革派：出路在于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改革的方向没错，但是没有到位

——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吴敬琏/文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我这里提供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准备讲四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个问题应该说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是承认的，不管是对于中国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或者是采取一种戒惧甚至敌对的态度。这里只说在我看来三个最终的指标：第一个就是经济的高速成长，第二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个突出的成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联合国在03年发表了它最新的一个减贫的统计，世界减少贫穷人数的90%是中国做到的。

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源在于发展模式有问题

我们现在处的一个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比如石油这样的资源，它的短缺就造成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很严重的困难。环境的恶化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况，使得有些地方就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这种爆发的环境性的危机在全国各地方不断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内在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的表现就是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的失衡，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度的投资和消费的不足，这个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中国改革30年以来，消费的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在前列的，但是因为整个GDP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消费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所以相对的份额是不断的下降，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已经到了一个大大偏离正常状态，造成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的问题。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大致上75：25，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是有可能稍高一些。我们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最近21世纪以来，现在达到的水平大致上在45%到接近50%，而消费的比重就严重的偏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说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我们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就是我们用了很多产品卖不出价钱，收入很低，又搭上了我们的资源，搭上了我们的环境。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在我看来就是流动性过剩，或者说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就导致了或者是资产泡沫的形成或者是所谓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特别在07年下半年以来就浮出水面了，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这样一些内部、外部失衡，还会引起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变得非常的脆弱，当出现了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一个高成长的时期，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逃脱，出现了金融的系统性危机以后，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的形势，经济发展的形势出现逆转。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研究它的根源何在？我们的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界内部来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就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难？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

转变发展模式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不说过去的苏联在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们自己，我们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06年执行的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去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得很不好呢？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利。还有土地，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各级政府手里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运用的一种重要资源。

第二个问题就是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是政府内部这么干，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不光是考核干部，社会舆论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从支出结构看，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这使得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够加快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来取得更多的收入，日子过不下去。这也造成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因为支出责任过度下移，就会使得基层政府缺乏足够的收入来提供支撑。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后来中央采取了措施，把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有一些改善但是仍然不够，还要进一步上提。

前面三条是说资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第四条是说市场的力量很小，表现在价格没有市场化，很多重要的要素价格是行政定价的，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压低了价格以后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成本降低，其实这是扭曲了资源配置。

改革的方向没错，但是没有到位

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要像十七大所讲的那样，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遗产，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关于这一点，从2003年年末开始出现了一次所谓“第三次的大辩论”。大辩论中间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由于改革或者开放造成的，经过几年的辩论，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胡总书记有三段话是很值得我们仔细地玩味，我觉得这三段话讲得都非常好：

　　第一段话是事实雄辩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话，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第三段话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所以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我们只要去具体的分析一下，你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呢还是改革没有到位？比如说前面讲到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个能不能怪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无法工作了，它本来就不完善，比如说医疗，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说过，我们的医疗费主要是用在城市居民了，而且主要用在干部身上了，所以叫做城市老爷卫生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不能够运转了，到了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这个决议里面《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里面，关于社会保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就当时来看是处在吸收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经验，设计了一套体系，但是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93年的11月。这套体系14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说这个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

第二个问题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这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利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但是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这种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

　　所以根据十七大的决定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就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有人说你说得都太虚，其实这个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因为我个人在国家信息化专家资讯委员会担任一些工作，特别是信息产业方面接触得多一些，我可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我们信息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ICT产业)，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搞好我们市场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新型的产业结构，走出原来我们的这么一种产业结构，主要做的是加工，附加值很低，知识技术含量很低，盈利性很差或者用在座的陈志武教授的话，主要是给外国人卖硬苦力的，当然卖了硬苦力得到了收入比起过去来说，我们是经济上有进步，生活水平有提高，但是不能老这样做，我们有没有条件升级呢？是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体制上缺陷太多，障碍太多，阻力太大。

我们要在各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我们的传媒，我们大家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能够来实现像最近广东省委提出来的，用解放思想来大胆的破除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来推动新一轮的跨越式的发展，使得它能够落实。我们经济学家也需要在这个大潮里面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经济学家所能够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包打天下。三个经济学家有五种观点是非常正常的，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

　　我还想讲，关键的关键在于党政领导机关，在政府。而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十七大的决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不赞成一种观点说政府越小越好，我也不赞成另外一种意见，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两个要求，一个它是有限的，一个它是无效的，所以有限就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去处理企业的微观事物的，不是自己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的，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它的反面就是我们温家宝总理也说过多次了，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就一定不要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好像都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总体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新的时期得到一个大的推进。

附：吴敬琏简介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而复杂的时期，在改革至今的各种争论中，他的思想主张一以贯之，逐渐进步。他提出，中国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实行宪政民主。他的奔走与呼吁，对中国改革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主要著作有：《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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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15 只看该作者

不改掉城乡二元体制，计划经济就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厉以宁/文

我要讲的题目是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共10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搞掉，那就是计划经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个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中国从宋朝以后，城乡二元结构是有的，但是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比如说北宋被亲兵占了，河南的城里人到了江南农村里，你可以买地种地租地，也可以在城市当中做工当学徒开店，城里人可以到农村，农村人也可以到城里的，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在中国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才有的，从那个时候起户口分为两种，一种是城市户口，一种是农村户口，于是农民就降到了二等公民的位置。

第三个问题，改革30周年了，改革初农村的承包制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这个问题就拖下来了，改革后来就转到城市改革去，城乡二元体制就一直拖了30年没有动，评价过去应当要实事求是，近年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造成的，农民工过去哪有这个提法？农民进城做工就是工人，为什么讲农民工，因为他的户口还是农民，还有农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等等，都是二元体制带来的，因为我们的改革重点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上，两大制度只动摇了一个，但是二元体制改革，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第四个问题，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既然是迫切任务，它的重点不是户口问题，户口问题好解决，把两种户口制度合并成为一种户口制度不就行了，但是这个不解决问题，主要是一个怎么样让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

今天我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翻一下50年前的报纸，在50年代的后半期的《人民日报》上有社论，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今天又提，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当时为什么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为当时正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就说我们的农民就安心的呆在农村，给你把农村建设好，你不要做盲流了。今天为什么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农村建设好也不完全是单一的，不是说把墙粉刷一遍就好了，是发展农业生提高农民收入，包括环境的治理、民主的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农民住在农村里，可以是个务农者，可以是个工人，可以是一个投资者，可以是一个经营者，这样的建设新农村跟过去提的口号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五个问题，既然主要不是户口问题，那主要是个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怎么改呢？在现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的承包制还不能改变，因为农村承包制改变了，农村就乱了，重点应该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扭转上，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扭转在当前是积极要推行的，承包的土地可以转包，你进城打工以后土地转包给种植能手来种，可以出租，可以入股，最近我在宁夏考察还发现一个新的，可以存入信用社，按照定期存款存，每年年底你就有多少利息，这就是类似于土地银行的措施，所以所有的这些土地使用权合理的扭转，既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便于农民进城。

第六个问题，农民还有宅基地，宅基地上面还有房子，宅基地跟它上面的房子怎么办？根据各地的调查，比较好的房子用置换的方式，就用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面积相当的一套住宅，换上城市户口，再换上城市的低保，这样就行了，你换了以后，他就可以进城了，而且各地农民对这个表现得比较积极。所以宅基地的置换就可以大大加快城市化，加大城市化以后，进入了城市中，跟城市的居民一样享受到城市的低保等待遇。

第七个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当中大力要做的是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村土地要抵押，容许抵押的话农民也好了，进城的农民也好了，城市化也就加快了。在搞土地抵押的同时，如果还不起钱怎么办？所以农村的保险工作大大加强。农村保险实际上是加快农民致富的手段，是农民可以通过抵押来致富的。

第八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在工业化中期就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叫基本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才有社会保障制度，工业化中期以前他是社会救助制度。这几年的情况看，我们的财政收入比GDP要快，财政收入大量增加的话，有一大部分拿出来建立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社会保障跟社会救助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完全由财政支出的，有专门机构来负责的，社会救助是国家的救济款，社会公益的赞助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债券、基金、发彩票等等来帮助那些困难的人，两者是并存的，我们现在不能把社会救助就当成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在我们完全，或者基本上工业化中期建立了以后，以后就逐步的完善，因为财政条件好。

第九个问题，特别谈到教育保障。我是搞教育的，在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北大到现在任教50多年了，所以我感到教育问题非常重要，当前要做到三点：第一，在今后切实要做到在人均的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4%以上。第二要健全一个助学贷款制度，学生用长期来偿还，工作若干年来偿还，让每个人想借都可以借到，可以大大减轻家里的负担。第三个要成立各种奖学金制度，让那些学习好的人可以得到奖学金，奖学金、助学金，这也是教育保障，教育的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教育不平等就造成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就造成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就造成生活不平等，生活不平等下一辈就不平等。

第十个问题，要支出这么多的财政，国家还要拨款搞教育，这个是没关系的，用于这方面的制度向转化为内需，因为给他们了以后，给低收入者，农民收入提高了，财政速度转化为内需，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了，低收入者工资提高了，我们将迎来一个内需的大突破，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在哪里？就在中国的农村。8亿人口，市场多么广大，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个市场，只有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我们才将迎来一个灿烂的发展阶段。

附：厉以宁简介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这一理论和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得到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广泛接受。他的许多理论与政策主张都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曾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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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泉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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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奖 2006年度最佳斑竹优秀斑竹奖

5^#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16 只看该作者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开放30年的成败得失

——两位经济学家近十年来首次公开对话

　　主持人：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是最成功的改革有哪三项？我们先请吴老谈。

　　吴敬琏：第一就是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个改革只能说是个改革的启动。

　　第二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这个全面改革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在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采取了比较大的动作，另外对于国企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做了一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规定。90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就是根据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么一个制度，这个改革在沿海地带进行得比较好，在内地情况有快有慢。总体来说，沿海地带经济很快的就起来了，这是跟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的。

　　主持人：我们请厉老选择您的三个答案。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第二个大成绩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制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的，但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个民营经济的兴起。对中国市场，就业是谁帮助解决得最多，是民营企业，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它的税收是民营企业提的，我们的出口很多也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

主持人：我们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三个方面？

吴敬琏：为什么我跟厉老师选得不完全一样，他选的第一个其实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承包制与其说是一个改革还不如说是他回到了原来农民所喜欢的一种体制，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在里面。

　　厉以宁：我是从这个角度讲，就是改革有不可逆转性，改革走上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农业承包制，农民搞了承包再过人民公社社会他不干了，国有企业已经改了股份制企业了，你叫他再退回来就不可以了。民营企业已经搞了，不会消失，三个大石头起了层层的波浪。

　　主持人：厉老能不能说一说不一样的地方。

　　厉以宁：他说的宏观政策层面的几个点，我认为不是主要的，是过渡阶段的表现。当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时候，政府将成为服务者。

　　主持人：吴老觉得厉老能说服您吗？

　　吴敬琏：真正的区别可能还是在刚才厉教授讲的，他认为股份制改革特别是我们股票市场的改革是很成功的，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老历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这个目标是一致的，观点应该要进行讨论。

　　主持人：那么30年来，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最遗憾或者说没有达到你们理想预期的三个问题又是哪三个问题呢？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说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还产生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也存在着问题，行业垄断很明显，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话，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的垄断是比较难分的，这一种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个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条件好了，要关注民生问题。

　　吴敬琏：我有一点刚才跟厉教授是一致的，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太迟缓了。另外两个，我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研究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道理，说发展中国家穷国并不是财富特别的不够，关键的问题因为产权不明确，所以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本。另外一个是法治建设。如果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这个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个早期市场经济，甚至不是市场经济。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也是97年的事情，建设法治国家，现在已经是2008年了，这个进度太慢。

　　主持人：接下来想请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未来为我们来进行一番展望。分别从国家、企业还有我们普通老百姓三个层面，各自你们认为有什么样的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厉以宁：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解决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最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的尽到自己的力量，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这个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子。对个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加强信用教育，如果是一个社会是处在一种信用危机上面，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主持人：吴老怎么看我们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我认为当然千头万绪，但是这中间我还是愿意指出一点，我认为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地退出来。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在这个环境下，我总是很担心我们的企业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做生意的人的一条秘诀，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现代的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我说两条，一条就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环境是不好，你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环境上的原因的，但是应该站在我们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这个环境，也就是说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第二，人还是有一点精神的，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还是要讲这个原则。

对于我们个人，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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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奖 2006年度最佳斑竹优秀斑竹奖

6^#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18 只看该作者

批判改革派：改革的方向有没有错？

农村改革和发展要回归正确路线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农村改革的比较

李昌平/文

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但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十四年。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

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是错误的

　　首先，90年代以来的农民和农民工政策是错误的。

　　近一百多年不断解放农民并将农民逐步纳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但90年代的农民政策却是逆潮流的，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升，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

　　一百年来，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城市安居乐业，并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养老，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元规则。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

　　连续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太平盛世，既是少数人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为增长和繁荣付出代价的过程。

　　其次，9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是错误的。

　　1985年以前，我国农产品全面短缺，增产就能增收，以“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为主要策略的“追求数量增长效益阶段”的农业政策——“家庭承包经营”，无疑是正确的。但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的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农民组织密集”。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议价、定价的权利，并在金融的支持下获得农业产业延伸的增值收益，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但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和新的农村金融，相反，错误的政策导致既有农民组织正在逐步走向解体和既有金融体系的崩溃。

　　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从四个方面摧毁了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2000年前后，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附加”的取消，农民组织分享土地农用收益的权利丧失，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这等于判决了“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性农民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死刑。

　　第二个是经营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八十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了。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

　　第三个是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进入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并且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却依然享受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式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和“管理落后”。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村进行了一场逼迫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的“集体经济”改制和解体运动。有钱有权的人，借政治性“改制”运动之势，大肆低价或无价拿到农民组织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改制”几乎成为了“抢劫”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运动。这样的“改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所有制平等和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更违背了村民自治原则。但实践已经证明，“思想不解放”，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7000多个村子，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成为了全国各地政府所树的新农村建设典范。

　　第四个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农化改革。几大银行都相继在90年代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也嫌贫爱富，改革的结果是将农民获得贷款的权利推向了市场，但又不许农民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合作金融。这样的政策，加剧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解体。

　　上述四板斧，导致了绝大多数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全面瓦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名存实亡了。

　　90年代不仅消灭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还选择了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策略，走上了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菲律宾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90年代以来，政府宁可扶持垄断部门或私人资本家垄断农村金融，也不允许农民组织搞资金合作社,这实际上是扶持官商勾结的金融资本家剥夺小农。

　　第二，90年代以来，政府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人企业）大力扶持，而农民组织起来办点小企业不仅得不到优惠政策，并且还要纳税；农产品流通资本家有进城的绿色通道和优惠政策，而农民进城卖农产品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是政府在扶持工商业资本家剥夺小农和城市消费者。

　　第三，进入90年代，农业政策反80年代而行之，除扶持传统计划经济部门对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垄断外,政府也在扶持“改制”后的所谓龙头企业垄断局部的生产资料市场。这实际上是政府扶持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的资本家剥夺小农。

　　上述三招，实际上限制了小农只能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刨食。这就是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近2亿农民工的打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早就破产了；假如长期依靠农民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海市蜃楼。这样的农业发展和城市化战略下，再过20年，中国将有4亿、甚至更多人处于城乡流动之中，这更是中国转型不可选择的死路。

　　“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50年前菲律宾就走过，菲律宾也因此由亚洲的典范国家，衰落成了亚洲的二三流国家。日本、韩国、台湾，用了一百年的时间，限制资本家下乡剥夺农民，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日本、韩国、台湾都超过了菲律宾。

　　最后，9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错误的。

　　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用于大城市规划和建设，连公共教育和医疗资金也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城市开发区政策，实质是以行政垄断的方式，剥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还用极不平等政策为城市发展而剥夺农村土地、水、气、油和劳动力等资源。只要农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成为市民；将农村的各种生活物品低价吸收进城，却将农村变成城市的免费垃圾场。城市变成了欧洲，农村几乎到了“无河不断流，无水不污染”的地步。

90年代以来，市场规则泛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好老师进城了，好医生进城了，并且一反80年代农村干部、教师、医生工资收入高于城市的政策，城市干部、教师、医生的工资反过来比农村干部、教师、医生高出了许多。优质公共资源只为“精英”人群服务。农村孩子读书要进城，农村人看病要进城，读书要择校费，看病要红包。孙立平惊呼：社会断裂了！

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但政策还在错误的轨道上

　　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和谐发展思路，2005年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使“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90年代以来的错误路线并没有得到彻底反省，很多错误还在继续，使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事倍功半。

　　主要的表现有：

　　第一，农业政策依然基本错误。农业在1986年就进入“追求价格效益”的发展阶段了，但现在“追求产量增长效益”的农业政策依然占主导地位，“追究价格效益”的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决策层面。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稳产也难稳收的局面，还是农业发展的常态。最近几年，鼓励外资企业收购大豆加工企业和在沿海兴办农业园区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企业和农业组织，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

　　最近连续的几个一号文件表明，政府依然将增加农民收入的希望，寄托在“龙头企业”的身上，对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政策丝毫没有反省。

　　第二，防疫、水利等服务市场化方向依然。关于水利、防疫等服务，十几年来一直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农业服务的市场化道路使小农更加弱势。必须扶持农民组织起来，走小农组织化自我服务之路。

　　第三，政府的“支农资金”依然是权力配置和官商勾结的“市场化招标”，强者受惠。“支农资金”从中央到地方，绝大部分成为了部门和基层政府的“福利和预算外收入”。

　　第四，政府还在将“承包制”作为农村不可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杂花到户的零碎地块、“30-50年不变”的制度，是不可能导致土地有效流转的，相反，极大地限制了农民选择新生产关系的自由，严重阻碍了农民合作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五，当下进行的“林权改革”和《物权法》草案，都存在否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国家所有+农户长期承包”的倾向，这是对农民组织的破坏，也动摇了农村治理的制度基础，更是反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制度名存实亡，村民自治组织正在逐步被乡镇政府“改造”为计划生育执行小组；

第六，生猪重新定点屠宰是错误的，丝毫没有纠正的迹象；农药、种子、化肥重新专营的政策是错误的，有进一步走向部门垄断经营的迹象；

第七，国家银行退出农村农业，农村信用社的农民主体性越来越不可及；准许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不许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搞合作金融，更是错误的；

　　第八，扶持西部生态脆弱的地方搞“开发式扶贫”，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地方，人口再生产、经济再生产、生态在生产无法循环起来，开发的结果只能是更加脆弱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但这个错误还没开始反省。

80年代的改革，原则是“多予、少取、放活”，90年代正好相反：“不予、多取、管死”

80年代的改革，是改革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给农户和农民组织放权、给基层政府分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分两个层面展开的。

在经济改革方面：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家庭承包经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把农民从农地上解放出来——发展乡村企业和多种经营，解决了商品短缺的问题；把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进城打工经商，推动了国企改革、外向经济和城市化。可以简单概括为：“民营向前进”，“国营向后退”。

　　在政治改革方面：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概括为：“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在80年代的农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逐步得以建立，政企分离，党政分离，上下分权，由人治走向制度管理和法治；整个农村社会都孕育着新秩序和创造活力；80年代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的发展推动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农民和农民工能够同步分享发展的好处，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希望和和谐的氛围。

　　80年代的改革，可以用“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来概括。

　　90年代的农村改革正好相反，“官商向前进”、“民商向后退”；“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不予、多取、管死”。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应该向80年代回归，核心是“放活、扩权”。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80年代，当下的“放活、扩权”，重点坚持以下四条：

　　一是农业政策要以扶持农民“追求价格效益”为根本，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组织密集”为策略，以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为着力点。金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倾斜，优先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农村社区土地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供应、区域性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超市等等。

　　二是土地政策要以归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集体为目标，废除征地制度。让土地所有者按照市场原则分享土地农用和非农用地租，由农民组织依据《村民组织法》自主决定集体土地产权经营形式（包含个人所有和经营）及其收益分配方式。

　　三是农民和农民工政策要以实现农民和农民工平等公民权力为目标，以大幅增加农民和农民工在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中的代表名额为策略，在乡镇一级逐步推行乡镇长和县以上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展农民和农民工参政议政和政治上的上升空间；以公共财政逐步同等覆盖农民和农民工为着力点，彻底消除身份歧视。

　　四是农村政策要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以逐步建立 “城乡平等交换”的政策法规体系为基本策略，以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

　　总之，农业的现代化，是以农民合作为基础的；农民现代化，是以农民和农民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为基础的；农村现代化是以落实“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民有制”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确立和巩固“农民组织”新农村建设主体性。

农业、农村经济和土地产权的收益，要留给农民和农村，保证6亿左右的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保证其本人在城市生活有余，通过退出自己在农村的份额地权，可以在城市安居；城市和农村，平等发展，平等交换，平等享受公共财政。

附：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的“三农”问题勇士

李昌平，1963年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毕业后在农村基层工作17年，先后当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在当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而这句话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由于面临各种压力，屡遭打击，他不得不于2000年9月“自愿”辞职，远逸他乡，南下任《中国改革》记者、编辑。2000年底当选《南方周末》十大年度人物。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我向总理说实话》使他在海内外博得了知音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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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历程

高梁/文

　　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复杂的系统的演变，不仅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有国家大的方针政策的演变，是非常繁琐的过程。

1978-1992年针对高度集中的国营企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权。1992年以来，为了完善国有企业建立制度，进行了“三改一加强”：改制，将国有企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企业；改组，将不同的国有企业进行优化组合，组建成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再分成若干分公司和子公司；改造，是将国有企业进行经营机制改造和技术改造；一加强是指对国有企业加强管理，推进国有企业结构的调整。

国企体制的确是有问题，但是要实事求是

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80年代的启动和理论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开始进入全面推进阶段。14大明确了体改的目标是建设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3年通过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标志性的事件是通过了公司法。94年税制改革，实行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诸项改革的推开都与此相关。砸三铁、劳动公司人事改革，也都是这段时间铺开的。八级工资制也被取消了，企业有自主决定权。工资制放开后，也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工资差距开始扩大。这个阶段总的方向是继承了80年代改革的方向。

全面推进的时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量国企出现了亏损甚至破产。国企的经营形势全面滑坡。今天还有人解释为当时的国企体制有问题。80年代国企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92年开始，引进外资的规模已达3、400亿，今天更多。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使得我们的市场中间很大一块，竞争不过人家，市场被挤占。90年中后期，国家实行紧缩政策，大半市场被外资占领，免税进口极大的积压了国企的生存空间。改造是找死，不改造是等死。国企的用工制度过去还有照顾就业的倾向，人员的财务负担比较重，尤其是企业办社会。93年国企开始出现亏损，98年亏损达到高峰。每一次改革，都把国企的资金活力降低。97年前亏损国家有支持，97年以后，资不抵债的企业就只能破产了。02、03年大量破产和国企工人下岗。但直到今天，国企的税也照样占主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只提供了30%的税收。税多了利就少了，国企连续30多年负担，国企能不垮吗？国企体制的确是有问题，但是要实事求是。第一国企承担了国民经济支柱的作用；第二非公企业的发展是以国企的巨大牺牲换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应该审视一下当前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控股占39%，非公有是61%；98年到05年国有控股数量减少了60%，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45倍，从业人员减少50%；从行业分布来看，国企在能源行业占绝对优势；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国有和外资竞争太盛；各类采矿食品化工原料金属制品电气设备等领域，私营经济占绝对主体；通讯设备纺织皮革等高技术领域外资占绝对优势；商业领域国有经济不到1%。02年以来，国家管理负担减轻，国有企业经营水平逐步提高。不仅是垄断行业，其他的如机械行业也总体变好。98年-05年下岗工人达3000万，下岗人员中75%获得再就业。05年以后下岗高峰过去了，但是就业压力仍然存在。

　　16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提出了“五统筹”，03年限期对国企产权改革完成。到现在，中小国企实现改制达80%以上，民营企业数量非常巨大，公有变成了私有，但这个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国企问题不是产权问题而是经理人信托缺位的问题”（郎咸平）。

　　企业权力集中于一把手之中，经营管理水平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没有内部监督也没有外部监督，工人成了弱势群体。30年改革只有领导的声音，学者的声音，政府的声音而没有工人的声音。资本的人格化的现实存在，同时承认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和谐社会业的有个谈判机制，否则阶级没法和谐。

　　在竞争领域，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可以放一放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必然的关系，需要加强管理水平。

　　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带来了部分生产力的损失。企业破产搞房产，一些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和设备，最后贱卖给外资，结果不能促进中国的综合国力。深层次的问题有几个：一是人事问题。企业的操作班子经理层的日常操作和董事会的决策是企业存亡的根本，现在的问题是恰恰在人事管理的问题上缺位，乱糟糟的状况。二是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行业管理。国资委成了事实上的管理部门，如果没有行业总体发展的规划，只能永远是外资的附庸。没有好的管理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现在有呼声是要打破垄断，说打破垄断就要让外国人参股，但还是应该有区别有保护的。比如银行是命脉，让外国人参股就是不要命的作法。

总之，30年国企改革走过的道路，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其中出现了偏差，理论界在这方面是在朝正确方向走。1982年党的十二大，小平开幕词讲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做他们的附庸，要鉴定对外开放，要保持清醒。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有所失控了。体制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企业是人来干的，再好的体制也需要人来执行。想用单纯的体制问题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最终还是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人才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德才兼备的人。一段时间内是偏离了这个方向的，要么偏重体制，要么鼓吹效率。如果教育的方针不把培养德才兼备的企业管理人才放在纲领性的位置上，恐怕我们的国企还是搞不好的！

附：高梁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顾准的儿子，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改委大飞机项目协调小组负责人。

高梁是吴敬琏的研究生，并曾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起为中国改革出谋献策，但是独有的经历使他对改革产生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开始与原来的同道们分道扬镳。在高梁看来，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闭眼不看，文过饰非。至于改革出现问题的原因，他认为，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改革，以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管，退出竞争领域，“引进外资，吃掉我们的民族工业，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发展目标”。他呼吁、鼓动大飞机项目，因为他认为要争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就要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他的身世浮沉与观念递嬗，在一代人中颇为独特。有人批评他的思想与父亲顾准走得越来越远了，他解释说，父亲的思想是两条：“第一，实事求是；第二，为中国利益、为国家利益、为大多数人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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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20 只看该作者

必须结束“企业家”的特权时代

——维护和谐社会需要力量平衡

　　左大培/文

　改革以来的30年中，我国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有明显的“企业家导向”，现在还出现了“企业家统治”的舆论，而且已经在大面积地发生“企业家”对人民和社会的掠夺。这样的“企业家导向”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规定，有时它还与现有的法律相抵触，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严重倾向，危害极大。现在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这种“企业家导向”，维护制约“企业家”们的社会力量，以保持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政府决策只征求企业家的意见，是偏听偏信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化的要求传导渠道（“征求意见”、“听取意见”的途径）中，没有达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这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应当有正式的渠道来“征求”和“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在“征求”和“听取”意见时应有工会代表和农民（合作社）的代表参加。

　　中共17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或之后的“征求”意见都只是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只听取了劳资双方中一方的意见。据传，前些年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时，往往会请“企业家”们出席，但是从未听说请工人农民的代表出席。

　　现在的工商联阶级色彩十分明确，不仅代表“企业家”，而且代表的是掠夺别人资本的企业家。郎顾之争时他们“群情激愤”地要反击郎咸平，与人民大众的情绪正好对立，工商联的主席胡德平竟然说“追究‘原罪’就是反改革”。而目前中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十分清楚：实施劳动合同法后的争议表明，企业家们与劳动者的主张是对立的，他们指责劳动合同法是偏向劳动者的。

　　只征求企业家的意见是偏听偏信，必然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有媒体透露企业家们向朱镕基进言要放开对住宅的信贷来“使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2002年之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并且放宽住宅按揭贷款造成房价暴涨损害人民利益，房地产商的发言权在这方面起过极坏作用。2003年人民银行下发文件控制房地产贷款，触犯了房地产商销售住宅赚钱的利益，不到100天就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将这次对房地产业过热和涨价的控制扼杀在初始阶段。

　　这个通知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的名义作指示，表面上说要增加低价房和廉租房供应（提出进一步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还有一些似乎照顾城市贫困居民的措施，但都没有硬性的落实要求，因而最终都成为空话。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却都迎合了房地产商要求：

　　 “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消除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依靠市场就是放任房地产商掠夺人民；“增加商品住房供应，搞活住房二级市场”，还说各单位“不得对以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设置限制条件”，其目的是鼓励倒卖住宅的投机，它最终只是有利于房地产商；要求“鼓励继续规范发展住房信贷”，“要求加大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发放力度”，（这满足了房地产商的最主要要求：不要限制房地产贷款的发放，否定了人民银行控制房贷的主张，以致新闻媒体说房地产大亨们对这个通知“弹冠相庆”）。

在经济问题上，政府和执政党都应当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来决策

征求工商联的意见可能是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必须改为平等地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因为政治环境已经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前只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征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意见是无产阶级对盟友阶级的“团结”和“统战”行动；现在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要听取意见就应当平等听取各阶层意见。

在经济问题上，政府和执政党都特别应当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来决策，法国的指导性经济计划下制定经济计划时就如此。公众一方面通过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委员会，参与法国国家经济的计划活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负责召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代表。委员会的成员有政府各部、主要工业部门、工会联合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农业合作组织、国有化工业、各行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前计划委员会主任皮埃尔·马赛曾在1961年对编制第四个计划（1962-1965年）所做的说明中说：“然而，在决定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前，政府须同……由国家所有主要的各界代表组成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协商。这种作法是经济民主的新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给那些被人们不公正地称为专家官员的人（参与经济计划的政府官员）提供更为广泛联系的机会。”。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只是个咨询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政府听取私人经济集团和社会对政府的计划提案的反应；同时，也在制订国家计划时给这些集团提供影响政府的手段。

由一些纵向委员会和横向委员会组成的现代化委员会，为几个主要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了更重要的、影响法国国家经济计划制定的途径。这些与前计划总局同时（1946年）成立的现代化委员会，是由企业、工人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目的是为了使私人经济集团参与各项计划的制订。

目前最大的危险，是把所谓的“企业家”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

目前的倾向、也是最大的危险，是把所谓的“企业家”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企业家”先以某种手段变为“大企业”的“大企业家”，然后就以不法手段榨取和盗窃钱财，并设法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然后就变为凌驾法律之上掠夺人民财产。一些地方在法律的执行上，纵容一些违法企业家。沈阳“蚁力神”事件完全可以定性为诈骗罪、非法传销罪，完全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地方政府却定性为经济纠纷（民事性质的），仅以企业破产终结此案。也就是说，诈骗者未能受到法律制裁。在上海百事可乐案件中，上海地方法院仅仅依据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一份批复就将巨额国有资产判给了陈秋芳。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企业家”的“才能”和“功绩”都不是特权的理由，正如老干部的“功绩”不是其特权的理由一样。即使依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原则，中国的企业家也没有任何道理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次的紧缩如果碰上了经济困难，政策导向应当是要“企业家”们承担损失，至少不能让他们向人民大众转嫁损失。这样才能制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附：左大培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曾主持和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

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的理论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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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奖 2006年度最佳斑竹优秀斑竹奖

9^#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21 只看该作者

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给中央的建言

韩东屏/文

  一、逐渐加大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中外历史上的任何大国的崛起，实际上都是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下实现的，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所谓的市场经济起家的。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政府今天仍控制掌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不遗余力的向第三世界国家兜售市场经济的理论，而自己的经济却是地地道道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美国为了保护其民族工业，不惜与南方农场主打一场几乎导致国家大分裂的内战，美国政府为了其国家的经济利益，不惜动用中央情报局、军队，入侵主权国家，为了其国家利益，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最高手段。再看看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之所以是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被发达国家欺负控制，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正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市场和资源，不能凝聚自己国民的力量。

  二、中央政府要强大，就必须加强国家的税收能力。上面我讲到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往往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而我们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不到百分之二十。我们国家的税收的潜力还很大，特别是对富有人群的税收远远不够。国家应该加强对奢侈品的税收力度，加强对豪华住宅、超大住宅、两套和以上住宅的税收，对豪华车、高级化妆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商品加大税收，加强征收遗产税。可以采取累进的方式，百万一下的按百分之五十，超过百万的低于两百万的按百分之七十征收，二百万以上三百万以下的部分按百分之八十征收，超过四百万的按百分之九十征收。超过五百万的按百分之九十九征收。这样一方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因为老一辈给下一代留下很多钱，往往给下一代带来不好的结果。国家应该鼓励公民自食其力，鼓励公民将遗产交给国家。不劳而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三、国家应该朝着全民就业的方向发展。失业是对社会资源的最大的浪费。劳动创造人，人的身心健康需要劳动。失业的人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里挑战。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定的失业率，以便资本家可以在雇佣工人的时候能够讨价还价。但失业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伤害是没法用经济手段衡量的。美国有两百二十多万人被关在监狱里。关押一个犯人一年的代价超过三万美元，高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还有超过二百多万的人属于假释在外的犯人，还有二百多万的在逃犯。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五，但其监狱犯人却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美国还有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吸毒者和有精神障碍的人。我曾跟许多假释的犯人谈过。他们认为他们是因为承受不了现代社会的挑战和竞争才出了问题。如果国家能保证全民就业，为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安排一个能让其自食其力的工作，那将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全民就业，听起来好像是不讲经济效益的，但有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全民就业的政策，会大量的减少犯罪率。让人人有工作，也大量的提高人民的社会安全感，提高人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健康水平。

  四、年轻人的水平和能力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前途。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注重培养自己的年轻一代。中国近年来搞计划生育，有许多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被长辈娇生惯养，缺乏锻炼。为了培养有志气，有理想并有好的身体素质的年轻一代，建议中央设立各种各样的志愿者组织，如环保志愿队，在全国各地从事植树造林，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美化环境等工作。三农志愿者队伍，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支农等等。这些志愿者应该由转业军人带队，让年轻一代在社会实践中长见识，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人。国家应该发给这些志愿者证书，证明他们对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并从他们当中选拔优秀者免费上大学。国家部门聘用公务员时，优先考虑这些志愿者。把年轻人吸引到有益的事业上去，会对我们建立和谐社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五、建立和谐社会要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学，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其实不难做到，关键是如何组织我们的社会力量去做，去探索。国家应该使用自己外汇储备，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启动资金。这样的投资的回报将是巨大的。

  六、中国的国家安全实际上跟我们做好我们国内的安定团结，建设好和谐社会，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我们的人民就会拥护自己的政府，政府的政策就能令行禁止，我们的外敌就不敢轻易威胁我们的安全。如果他们胆敢挑战我们的安全，在有凝聚力的中国人民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

  七、国家应该出资，或鼓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国家改变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建立更人性化的发展标准。

  八、我们不可避免的要与美国竞争，因为美国决不会容许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和存在，但我们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与其竞争。他有他的打法，我们有我们的打法。

  九、资本主义有它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优势。资本主义的优势是它的所谓国民生产总值量很大，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应该是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做，人与人最大限度的平等。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揭露国民生产总值的虚伪性，理直气壮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并逐渐的减少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等问题。

  十、以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全球化，是不可能持久的。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不断发展，富有国家内部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贫穷国家中富人和穷人的矛盾也在激化。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让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所有这一切都将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策略。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经济资源比较贫乏。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我们必须及早调整我们的以追求单纯经济增长为主要诉求的国家战略，逐渐向人人安居乐业的方向发展。

From the moment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ill our head hits the pillow at night. Our lives are filled with questions. Most easily answered and soon forgotten. But some questions are much harder to ask. Because we\'re so afraid of the answer. Will I be around to watch the children to grow up? Am I making a mistake by marrying this man? Could he ever truly love me? And what happens when we ask ourselves the hard question and get the answer we\'ve been hoping for? Well, that\'s when happiness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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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泉8788

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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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奖 2006年度最佳斑竹优秀斑竹奖

10^# 大中小发表于 2008-1-24 18:23 只看该作者

结束语

草根才是改革开放得失最权威的晴雨表

郭松民/文

　　如果把草根理解为工人(包括农民工)、农民、学生、普通白领、个体经营者等集合体的话，是他们构成了中国的主体，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既是改革开放出发点，也是改革开放的归宿。他们的感受，是改革开放得失天然的晴雨表，也是最权威的晴雨表。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种纪念回顾总结活动纷纷举行。日前，中央电视台邀请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也是推动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为我们共同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为我们共同展望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1月1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我看了网上的“节目实录”，又查阅了一下相关评论，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就是厉、吴二人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多数人并不买账：有人认为他们讲得不疼不痒，避重就轻，有人认为他们是在为自己这些年来的政策建议做曲意辩护，还有人则重提“独立董事”或“暴富”的话题，认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谈论“成败与得失”的时候，立场的客观性就值得质疑。

　　改革开放30年，确实是到了一个需要对“成败得失”进行认真讨论，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在新的基础上再出发的时候了。但以厉、吴二老为代表的精英意见，和以百姓为代表的草根声音出现对立，却提醒我们讨论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一定要多听听来自草根的声音。如果在今年渐次展开的各种回顾和纪念活动上，仍然像过往那样由精英垄断话语权，我们一定难以总结到真正有益的经验，也不可能汲取到真正宝贵的教训。没有草根的声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勉强讨论，得出的“结论”也没有意义。

　　要多听草根的声音，原因还在于，以专家、教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老百姓心目中已经失去了“社会良心”的道德权威，公众无法相信他们会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说话。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国企改制的大讨论中，还是在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物价等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中，他们都有太多的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纪录。在关于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讨论中，谁又能够担保他们不会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基本规律发言呢？

　　此外，既然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则自己的利益只能由自己来表达——这个时候，草根更应该表达自己的声音。

在讨论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要多听草根的声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是亿万中国人的共同事业，它的顺利进行，要靠亿万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来推动，单靠厉、吴二老和少数精英来充当“推动者”，结果将是推而不动的。而要唤起亿万中国人参与推动改革开放的热情，就必须赋予并充分尊重他们在讨论中的发言权。只有在他们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共识，才能获得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只有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展开的改革，才能获得他们全心全意的支持；只有获得了他们全心全意的支持，改革开放才可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From the moment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ill our head hits the pillow at night. Our lives are filled with questions. Most easily answered and soon forgotten. But some questions are much harder to ask. Because we\'re so afraid of the answer. Will I be around to watch the children to grow up? Am I making a mistake by marrying this man? Could he ever truly love me? And what happens when we ask ourselves the hard question and get the answer we\'ve been hoping for? Well, that\'s when happiness beg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