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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浙江:发展模式溢出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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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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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20 13:31: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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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先发”军团的领头羊,浙江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特别是近来,一场全国性的要素短缺,凸现了浙江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一些知名财经媒体惊呼“浙江模式面临穷途末路”了!请看如下新闻报道中使用的“刺激性”话语:
▲ 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其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是对水、电、煤、油等基础性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浙江陷入全面短缺危机对中国的“世界工厂”经济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
▲ 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经济遭遇“成长的烦恼”。近年来,浙江的土地、能源、人才、水等诸多经济发展必需的重要生产要素纷纷捉襟见肘、全线告急。另一方面,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浙江在20余年的风光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仅“先发优势”,已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
▲ 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地方政府和银行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浙江经济模式”的产生和风行与各银行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在浙江的很多城市,银行和政府合作的模式非常普遍。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银企合作”的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原因在于不良贷款的大量产生。
从中可以感受到“浙江经济形势”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程度”。而从更详致的报道段落中,可以简单归纳出“浙江模式”即将“终结”的三个“诱因模式”:全面短缺、区域饱和、不良信贷。这三个模式各自言之凿凿。
全面短缺者言:
▲ 温州市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近6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30多亿元,是温州经济的一个成功典型。然而,现在有一道“绳索”正勒在水头镇制革业的脖子上,并且越勒越紧。这条“绳索”就是缺水……浙江的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据有关部门估算,持续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累计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
▲ 2003年,浙江遭遇了严重的“电荒”,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缺电最严重的省份。据温州龙港镇企管办反映,2003年该镇引进12家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目前已有6家企业已投资,但另外6家企业由于供电紧缺问题仍尚在观望,不敢贸然投资办厂,而且有撤资的可能;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被迫外迁,据温州苍南、平阳塑料包装加工行业反映,2003年两地相当一部份塑料包装企业外迁山东、四川等地电力供应良好且电价低廉的地方投资办厂。在浙江省城调队调查的187家企业中,有54.5%的企业完不成2003年的出口订单任务,其中有2/3以上的企业遭到了外商的索赔。企业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企业也不敢再轻易接订单,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出口订单数减少20%以上。据估计,2003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
▲ 湖州织里镇被称为“中国童装之都”,随着产业集群的急速膨胀,导致劳动力供给也完全滞后,现在绝大多数企业空缺一半的工人。
区域饱和者言:
▲ 有数据表明,浙江目前拥有的7000亿元可用民间资本,已经基本流向了全国各个领域。仅温州一地,就至少有1000亿元资本流向外省市区。
▲ 据统计,近5年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1.3倍,对外投资达1.42亿美元。截至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
▲ 实际上,浙江民间资本的走遍千山万水,完全由浙江省情所决定,是资本日益庞大与浙江地域空间、资源空间发生矛盾的结果。正是“成长的烦恼”,让浙江资本谋求新的变局———根据比较效益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寻求商机。
不良信贷者言:
▲ 浙江经济模式遭挑战,巨额逃废债渐成经济死结。据悉,仅桐乡市(县级市),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10亿元贷款就产生了6至7亿元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率高达60%以上。
▲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不良贷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初地方政府以一纸“红头文件”成立了大量的乡镇资产经营总公司,专为企业做贷款担保。这些资产公司普遍存在着主体不明和虚假注资或出资不实的现象。
评论者认为,上述论据皆有失偏颇:
关于全面短缺,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电荒、水荒、运荒、煤荒甚至地荒在全国各地多有所见,特别是电荒更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只是由于多年来浙江省积累的企业数量与规模均较为庞大(如象山县爵溪镇,在1985年时全镇企业仅有36家,如今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建起500多家企业,其中2003年新增100余家;湖州织里镇,在这个不到10万人的小镇上,聚集了88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童装生产企业为5700多家,2003年新增200多家。浙江企业规模由此可见一斑),对电力的需求量较大,因此,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罢了。相应地我国现在普遍面临电力供应不足,有需求增大的原因,也有决策体制的束缚,不宜断章取义。至于企业成本上升、订单遭罚、外商却步,缺电当属诱因之一。但如果按此结论“浙江模式”已至“穷途末路”,未免太过牵强。况且如果成立,则全国皆是,岂非危言耸听?其实,关于生产要素短缺问题,各省因基础条件不同,多年来都几乎无一幸免,如水资源,北方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多年来始终受此困扰,天津更是几度引水入津,倘若就此判断一个省份经济发展模式“穷途末路”,也太嫌肤浅了。一个很简单、很直观的供求关系,怎么就非得与什么模式套上近乎?
关于区域饱和,从这种角度看待问题,属于“先入为主”——把区域分割开来,是“圈(画地为牢)思维”,本来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精神。似乎浙江经济主体和资本一旦跨出浙江,便不再姓“浙”,便预示着浙江经济实力的“瘪”,象征着“浙江模式”的“终结”。这种思维方式是彻彻底底的“小农意识”,要不得。且不论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本就与省外密不可分,单从市场规律看,资本追逐利润本属天经地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经济发展趋向“饱和”更是客观趋势,与此伴生的必然是“外溢”,深层次讲,“外溢”更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和提升“饱和”层次。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开发和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应是一体化的状态),早已成为人们共识,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饱和与外溢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制造业以及资本大量境外转移就否认人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否则那是自欺欺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换个角度看,浙江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溢,正说明浙江人市场意识的超前和生动运用“走出去”战略水平的高超,说明他们已经从简单的产品和产业经营,开始转向产品、产业和资本运营并举的新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民资流向特征十分明显: 一是突破投资范围,逐渐流向“禁区”——电力、路桥、公交、航空等,日益彰显活力和潜力;二是产业民资“抱团流动”,这种“整体位移”显现出浙江块状经济的“跨省复制”)。在浙江民资外溢过程中,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今年5月中旬,省委书记习近平带队,率领400多人的党政官员及企业家组成的经贸代表团抵重庆,一口气签下10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134亿多元;稍后,浙江、湖北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在武汉举行,双方共签约176个,浙江方面投资375亿元……这些都充分说明,浙江高层对资本外溢的认识十分到位。这也正是最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关于不良信贷,各地都有,程度不同而已。在我国经济的转型时期,相对来说,经济越发达,实力越强大,企业越多和规模越大,产生不良资产的可能性就越高,不足为奇。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一笔信贷没有,不良率虽是百分百,可经济发展却必然“原地踏步”。至于拿出一个县级市来做论证代表,显然是以偏概全了,令人难以信服(顺便说一句,财经媒体内容不是社会新闻,最忌炒作,更忌调研不充分就匆忙下结论,这样会误人耳目的)。
评论者认为,综上所述可见,“浙江模式”不仅没有“穷途末路”,反而“更上一层楼”——内外兼修——立足大市场,发挥自身在资本、文化、人才和资源利用效能等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以拉长浙江经济链条为目标,在内提升经济质素,对外拓展更大空间,在新的机遇(西部开发、振兴东北、打造都市经济圈)面前,再次“先发制人”。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另有数据表明,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平均每天就有20多亿元。浙江人在全国各地为当地创造着GDP和传播市场经济新理念的同时,也为“浙江经济”本身催生了升级换代的内在需求——比如,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提出了加快建设“五大百亿”工程,重点破解电、水等供应紧张以及部分干线和城市交通拥堵等突出矛盾;提出五年内确保“三个1000万千瓦”、争取“三个1200万千瓦”电力设施建设完成;加强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科学实施跨区域引供水工程,解决部分地区缺水问题,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同时更要看到,新背景下的新的“浙江模式”已不仅仅是浙江自己的,它将从一个更为宽阔的范围中开始发散更大的聚合力和影响力,也因此给包括我省在内的相对不太发达的省份一种崭新的空间和机遇——借力(浙江民资)发展。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已经付诸行动,并开始见效,据报道:
▲ 2004年初,浙江近200家企业的老总,组成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前往黑龙江,一举签下了包括工业、农业、房地产开发在内的95个投资类项目,浙江方面投资76.15亿元。之后,鞍山市市长张杰辉、沈阳市市长陈政高也先后带队到浙江,带来了当地200个招商项目。几番来回,目前浙江流入东北的资本已经在500亿元上下,而最近数年间浙江流入上海的资本也不过1000多亿元。
▲ 山东企业已吸引了400亿元浙江民资投向鲁南。而近日,华东一个县到浙江招商,短短两天,被该县引入的浙江民资据称也有50亿元,这一数字足以支撑起当地城市化的建设。
▲ 6月中旬,全国旅游交易会刚刚在杭州落幕,由河南省政府率领的“河南旅游”便挥师南下,抢滩浙江市场。短短一周内,36个旅游投资项目落地,签约合同和协议金额总计达到91.7亿元,其中合同金额35.4亿元。
据估计,浙江省可流动民间资本最高估计达8300亿元人民币,约为900多亿美元,正可谓好大一块“蛋糕”。2003年,河北全省实际利用外资15.6亿美元,引进省外资金328.4亿元,总计折合不足60亿美元。在浙江民资如此之大的“蛋糕”面前,地理位置、工业基础、对外开放水平等各方面相对不错的我省,倘能抓住这次机遇,当有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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