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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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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30 00:06: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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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国首府就在现今的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唐岭南麓。东瓯国古城遗址在温岭市大溪镇里宅村、大岙村一带,东西长达390米,南北宽为26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西城墙残长约60米,宽7米,高约1.4米;北城墙残长约94米,宽10—15米,地面以上残高约1.1米。据考古学家证实,东瓯国遗址又是战国时期“徐偃王城”遗址。  东瓯王国故都在今黄岩、乐清、温岭接壤处的温岭市大溪镇大唐岭南麓的里宅、大岙村。这里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地势险要,环境幽美,青山秀水,盆地广阔;东首龙山,西侧虎山,南有救驾山(也叫方山),北枕太湖山,中间平原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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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3 19:33:11 | 显示全部楼层
城墙上和城内现在是庄稼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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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8:32:45 | 显示全部楼层
谷歌地球上能看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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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6 11:06:21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溪位于浙江省温岭市西北端。东毗泽国,南邻温峤,西接乐清大荆,北交黄岩、路桥,是台州市与温州市的交接处,距温岭市区14.5公里。镇区面积129平方公里,辖5个管理区,110个村(居)。常住人口12.1万人大溪镇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小城镇试点单位,国家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重点镇、浙江省中心镇。并荣获“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水泵之乡”称号。
远在新石器时代,大溪境内就有人类活动。战国时徐偃王后裔辗转至大唐岭筑城居住(今里宅、大岙一带),汉惠帝三年东瓯王建都古城,大溪境内三面峰峦环绕,中东部为河谷平原,间有小丘数点,水网交织,水陆交通极为便捷。唐有台温驿道,今104国道穿境而过,甬台温高速公路设有互通立交道口,一级公路直达市区,建设中的甬台温铁路设站利岙村,是台州南部交通枢纽。

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较多。有周徐偃王城,唐、五代古陶窑址、古驿道、古墓、宋明贤人古迹等多处,宋有王居安,20岁中进士,理宗时官龙图阁直学士,作文明白晓畅,诗尤旷达,有《方岩集》10卷传世。蔡镐,武榜进士,盐城武学教谕、迁武学博士。明有谢省,景泰五年进士,生平博览群书,著《行礼或问》、《杜诗注解》、《逸老堂净稿》。谢铎为茶陵派代表诗人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著有《方岩诗论》、《元史本末》、《桃溪净稿》等。赵大佑,嘉靖进士,官终南京兵部尚书,诗文温雅俊爽,著有《燕石集》。现代有革命志士、经济学家、书画家等多人。风景名胜有方山、南嵩岩、狮峰,还有太湖山、紫莲山、五峰莲台、流庆寺、翁山三瀑等悬崖奇峰、深谷飞瀑、古刹洞天,名闻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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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6 11: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古墓的發現,能幫助史學家研究歷史上記載的東甌古國究竟在哪,為史學家了解東甌王國提供有力的佐證。”

  對於剛剛在溫嶺市大溪鎮發現的大型戰國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元甫如此評價。

  東甌王國存在於2000多年前,現在溫州市和麗水、台州地區的範圍內,史料上少有記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關專家于進駐,對古墓進行試掘,現已挖掘出的文物,主要有玉器、陶器等。

  塘山古墓距離裏宅、大岙古城約1公里,三面環山,古墓由墓穴、墓道兩部分組成,由於年代久遠,古墓中的棺木及主人遺體已全部風化,蕩然無存。考古專家從古墓中發掘出1件非常珍貴的玉璧和20余件陶器、許多小紡輪等文物。初步考證,古墓建於戰國時期。

  陳元甫介紹,這座古墓這麼大的規模,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造得起的,要花很多的人力和物力,說明這個古墓的主人是很有身份的,是當時地位比較高的上層貴族。

  據了解,考古學專家曾于2002年在此古墓西南方向兩公里處發現一座戰國古城遺址,可能是東甌古國城址。考古專家認為,這次發現的這座戰國古墓與2002年發現的戰國古城遺址,可能有很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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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9 10:48:5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千多年前的东瓯国,自西汉初期举国北迁江淮后,其文明就像在浙东蒸发了一样。后人探究如同猜谜,故千百年来,多少人或“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或“见山非山,见水非水”蓦然回首:“山依然是山,水依然是水”。绝对与相对之真理,本是“缘起性空”。

一、温州春秋东瓯建都考
东瓯之名在正史中,始见于《史记·东越列传》东海王摇“都东瓯”。在别史中始见于钱培名的《越绝书·札记·逸文》(中华书局本):“东瓯,越王所立,(周)元王四年(前472),范蠡所筑。”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中引证“东瓯,越王所立,(周)元王四年(前472),范蠡所筑”之史料,作为东瓯建国与越人迁徙重要依据。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百越文化研究也勃然兴起。蒙文通先生的关于东瓯建国与越人迁徙考证结论,在百越学界(尤其是东瓯学界),深深地影响了不少学人。《瓯越文化史》亦奉此说。
近撰此文,特购钱培名札记本《越绝书》。在其《越绝书·札记·逸文》“东瓯” 逸文下,发现钱注引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云:“秣陵上元西南七里有古越城,《越绝书》云云。”秣陵系今南京之古名。《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建置沿革》:“《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吴地,战国属越,后属楚,置金陵邑,秦改曰秣陵,属鄣郡,汉为丹阳郡地。”
笔者顿生疑窦,查阅了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李昉《太平御览》与罗泌《路史·国名纪》。发现上述蒙文通先生所引证的史料,应是个“误会”。原来这是南京城内“古越城”的解释。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故越城》:
“故越城,在县西南七里。《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相范蠡所筑。’今瓦官门东南,国门桥西北。又曹氏《记》云:‘在秣陵后西一十五里。昔句践平吴后,遣兵伐之,仍筑此城。去旧建康宫八里,晋初移丹阳县,自芜湖还城之南。’”
《太平御览》卷193《居处部》卷21《城下(郭壕橹附)》:
“《丹阳记》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始,加砖累石头。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形险固有奇势,故诸葛亮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良有之矣。’又曰:‘越城,去宫八里。案《越绝书》:则东瓯越王所立也。’”而《路史·国名纪》似无此《越绝书》逸文。
公元前472年(即越王勾践灭吴之翌年),在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一带筑“越城”, 开始了南京的建城史。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后,在今清凉山筑城,名“金陵邑”。公元229年,孙权从武昌迁都建业,在秦淮河北五里鸡笼山(今北极阁)、覆舟山(今九华山)下的一片土地上筑新城。其后的东晋和宋、齐、梁、陈也定都于此,成为著名的六朝古都。此图选自明陈沂所绘《金陵古今图考》。
《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古迹》:“[越城]在江宁县南。晋王敦遣王舍、钱凤奄至南岸;温峤遣段秀乘夜渡水,战于越城,大破之。义熙六年(410),卢循至蔡洲,刘裕修治越城,使王仲德屯守。梁天监七年(508)作国门于越城南。《寰宇记》:故越城,在江宁县西南七里,越相范蠡所筑,在今瓦官寺东南,国门桥西北。《建康志》:古越城,一名范蠡城。《图经》云:在秣陵县长干里,今江宁县尉廨后,遗址犹存,俗呼为‘越台’。《(江苏)通志》在聚宝门外,报恩寺西。”
长干里在江宁县南。《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古迹》注引《舆地纪胜》:“长干,在秣陵县东,里巷名。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小长干在瓦官南巷,西头出江。”又引张敦颐《六朝事迹》:“长干,秣陵县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又天禧寺在城南门外,旧名长干寺,乃大长干也。”
由上可见,勾践在上年(前473)灭吴并其地。翌年,命范蠡在吴筑“越城”以镇吴地。此“东瓯”系指称“东越”或“越地”,并非指后来浙东南之东瓯国:
《茶经·四之器》中所引“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此“东瓯” 相当于“东越”范围。陆羽恐人不明所指,特意解释“瓯(者),越也”;系泛指“越地”。
唐·罗隐《献尚父大王》诗:“数年铁甲定东瓯,夜渡江山瞻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后,虎符龙节十三州。(《全唐诗》卷662)”唐·郑巢《送姚郎中罢郡游越》诗:“逍遥方罢郡,高兴接东瓯。”
   宋·邵雍《春水长吟》诗:“西蜀遨争举,东瓯禊竞修。”宋·袁说友《周锡自蜀归浙》诗:“东瓯西浙两夤缘,齐止金陵万里船。”宋·戴复古《石屏诗集·美廵检秦君祷雨有感》(卷十)诗:“我昔归舟泊西浙,屡上吴山望东越。”
元·傅习、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李坦之·姑苏台》(卷二)诗:“吴王宴罢歌台晚,斜日清江映阑槛;台上西施醉捧心,江边东越愁尝胆;鸱夷裹尸去不还,麋鹿散迹游其间;秋深明月照高树,惊乌啼落丹枫寒;功名独羡陶朱子,一叶扁舟弄云水。”
上述“东瓯”与“东越”诗句均指浙江越地。勾践灭吴并其地后,既要稳定吴地,又要迁都琅琊,争霸中原;当无暇顾及东南。况灭吴后,范蠡即激流勇退为“陶朱公”。何来“越相范蠡”至温州“筑城”?温州春秋城址何在?温州与南京,在刚灭吴的勾践眼中,孰重孰轻?目前温州连西汉东瓯都城故址,都无确定地点;还奢谈春秋城址!当然,东瓯春秋是否建国,尚有待于进一步发现。但学术研究并非文学创作,可以“兴公作赋空想像(东晋孙绰凭天台画图,而作名赋《天台山赋》)”。
正因南京其地处战略要冲,故勾践于此建“越城”;南京建城史当始此。长干里位于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南,雨花路的西侧。长干,即山间长条形平地。里即古居民区通称。自春秋至六朝,长干里是南京的繁华之地。唐李白、杜甫、杜牧等都曾游历,并留诗文。成语“青梅竹马”,即源于李白《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之诗句。
蒙文通先生在“文革”“牛棚”的特殊岁月中,白天“劳改”,晚上撰写《越史丛考》。1968年5月,初稿竣,未及修订,“再阅月而逝”(蒙默《越史丛考·整理后记》)。因而智者“百密一疏”,在所难免。而今东瓯学界在《越史丛考》出版后近25年中,仍据《越史丛考》的“东瓯”结论,作为东瓯“春秋建都”的“铁证”。致使南京浙东,地谬千里,实在是匪夷所思!
二、温州 “瓯水”“都城”考
“东瓯”之所以能指称永嘉与今温州,主源有二:一是源于东晋郭璞《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瓯在海中”的“郭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二是源于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的“郑记”(瓯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正是这两条“郭注”与“郑记”,随着《山海经》和《史记三家注》的广为流传,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的典籍与千余年的“东瓯”指称;至今仍左右着百越学界“东瓯”指称的导向。但笔者对“郭注”与“郑记” 颇多质疑。试解“两谜”,有利于深化“东瓯”指称的认识。
第一,对“郭注”的质疑:“举小名以代大名”,同文“郭注”为何指称不一?
学界通常认为:《山海经》作为先秦典籍,成书于春秋战国(也有认为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东晋郭璞(276—324)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瓯在海中”下注:今临海(郡)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也。”(见《廿二子·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
一般来说,“举大名以代小名”是正常现象。笔者为台州人,如在国内,称“我是浙江人”;在国外,称“我是中国人”;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如倒过来,在省内,称“我即中国”; 在国外,称“我即联合国”;那人家就要怀疑你是否为“外星人”的思维?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但国人“从宏观到微观(即“举大名以代小名”)”的思维定势,古今应未多大突变。
《山海经》在郭璞看来是夏禹时所著。即使是夏禹之“瓯”,也未必定是永宁之“瓯”。
在浙东南史前与秦汉文明遗存较为薄弱的温州,难道在四千年前,就以“瓯”而名闻华夏?有何文献与文物为凭?更何况广义之“瓯”,即为百越。百越之地,处处为“瓯”。又何以知夏禹之“瓯”即永宁?即便是永宁之“东瓯”,郭璞作为著名的博物学家,不会不知“东瓯国”领土囊括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的基本地理常识。而出注 “临海永宁县即东瓯”之“拙注”。
从行政建置看,台州行政建置要早于温州。西汉建元三年(前138)东瓯举国(国指城
内,野为乡郊;“国人暴动”即此意)北迁江淮后,原东瓯国境内,出现了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地名“回浦乡(回浦地名,临海、宁海皆有;此指浙江第三大水系,即灵江水系)”,属鄞县。始元二年(前85),设回浦县(治今台州椒江区章安街道,东汉改章安),属会稽郡。东汉三国间,又相继设永宁县(138,治今永嘉县)、松阳县(199,今属丽水市)、南始平、临海(221—231,南始平即天台)罗江(吴置,今闽北福安市南罗江)、罗阳(239,今瑞安市)六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统一中国时,又设横阳县(280,今平阳县)。
从疆域看,原东瓯国疆域,即回浦县县域与临海郡郡域,温州系临海所析。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云:“《(清)一统志》:今温州府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五县,台州府临海、天台、黄岩、仙居、太平五县,处州府丽水、青田、缙云、龙泉、松阳、庆元、云和、宣平、景宁九县,并汉回浦地;象山半入回浦境。”吴太平二年(257),“以会稽东部(都尉地)”为临海郡(治章安)。领八县之地。郡域即东瓯国疆域,并扩至闽北罗江。晋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南部立永嘉郡。
从港口区位优势看,章安既是临海郡郡治所在地,章安港又是会稽水师基地。战略地
位远胜当时的温州湾。汉武帝当年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后又遣韩说“浮海伐东越”。时行“郡尉分治”制,会稽郡治苏州,会稽都尉治句章(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救东瓯”、“ 伐东越”,均从句章港出发。吴会稽东部都尉时治章安(即会稽水师基地,见王国维《观堂集林·汉会稽东部都尉尉治考》,河北教育出版社);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吴黄龙元年(230),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首航台湾,从建业(南京)始发,章安作为吴会稽东部都尉治所和东南沿海的军港要塞,肩负上至杭州湾、下至福州湾(时福建未设郡)的防务重任;因而卫温、诸葛直至此会集水师,浮海首航台湾。故吴丹阳太守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以“临海”统称台湾,而不以他郡称之:“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唐·徐坚《初学记》,亦以临海统称台湾。《临海记》云“夷洲在(临海)郡二千里,众夷所居。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止此洲。山顶有越王射的白石”。《初学记》亦云“临海有夷洲,古无铜铁,磨砺青石,以作弓矢(上所引,载《嘉定赤城志·纪遗门》)”。这可佐证卫温、诸葛直由此浮海首航台湾。沈莹应随航台湾,归作《临海水土志》(见张崇根先生《临海水土志·重订后记》;叶哲明先生《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出海港口考析》,《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而温州湾在赤乌二年(239),仅于永宁县南设“横屿船屯(即造船场,今平阳仙口;见《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可见,章安军港要塞的战略地位远胜当时的温州湾。
台州湾历来为浙东南咽喉,汉会稽东部都尉治章安,为会稽水师基地。三国孙吴卫温、诸葛直,至此会集水师首航台湾。此后沧海桑田,至明初移治南岸台州海门卫。今台州戚公祠,即为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屯兵之所,现为浙江省文保单位。
临海郡既是东南名郡,章安港又为孙吴军港要塞。临海郡时领八县,郡域正与东瓯国疆
域相当。郭璞何以不注“临海郡即东瓯”,而偏注“永宁即东瓯”?
郭璞生于276年,至东晋设永嘉郡(323)的翌年,郭璞已为王敦所害。因而郭璞注《山海经》,应在“永嘉南渡”之后,永嘉设郡(永嘉郡城,还是郭璞由永宁江北迁建至江南)之前。而《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郭注”:“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同为上下句(瓯为上句,闽为下句),同是郭所注。两者相较,注法大相径庭。“瓯注”是“举小名以代大名”的“临海永宁县即东瓯”,而“闽注”则是“举大名以代小名”的“闽即建安郡”。
东瓯、闽越国除后,至三国吴永安三年(260)方设建安郡,治建安(今福建南安市丰州镇)。辖建安、南平、将乐、建平、东平、昭武、吴兴七县。此为浙闽分治之始。耐人寻味的是:郭璞为何不在建安郡七县中,选一县作为“闽”的指称;而以郡名代之。在临海郡八县中,偏要选不是首县的永宁,作为“瓯”的指称;以县名代之。实在是个谜?
郭璞不同注法的依据何在?是因为永宁县原为“章安县之东瓯乡”呢,还是当时“永宁有瓯江”?诚然,永宁县即为原章安县东瓯乡。据清《重修浙江通志稿》载: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统一中国时,临海郡(包括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总人口为一万八千户。区区东瓯乡,能有多少户?一乡之地,能与东瓯国疆域相当?就算138年设立永宁县时,人口有所增长。三国孙吴时,永宁县还只设长而未设令。其人口户数可想而知。
至于“瓯江”之名,当时还在“未名”之中。据明《弘治温州府志·水》(卷四)载:
“瓯江”的正名是“永宁江”,又名慎江,中唐名蜃江,又称永嘉江、温江,“瓯江”作为“别名”,屈居最后。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瓯江》词条也指出:
瓯江之名,始于明清。显然,东瓯乡与瓯江,并非郭璞偏注的“充足理由律”。其原注应与“闽即建安郡”一样,理应是“东瓯即今临海郡”。“永宁县”三字,明显是后人所妄添。
第二,对“郑记”的质疑:“瓯水”指何水名,“都城”还是“蜃都”?
自《史记·东越列传》载东瓯王“都东瓯”后,历代注家迭起。影响最大的就是南朝刘
宋裴骃(《三国志》注家裴松之之子)注《史记集解》、唐·司马贞注《史记索隐》、唐·张守节注《史记正义》,即今《史记三家注》(中华书局本)。
《史记·东越列传》:“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史记三家注》对“都东瓯”的解释:
“○《集解》徐广曰:‘今之永宁也。’○《索隐》韦昭曰:‘今永宁。’○姚(振宗)氏云:‘瓯,水名。’○《永嘉记》:‘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
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早佚,现存为辑佚本。主要版本有“孙诒让本”与“刘纬毅本”二种:“孙诒让本”辑《永嘉记》佚文51条(含谢灵运《永嘉记》佚文),后编入《东瓯金石志》。“刘纬毅本”则将谢灵运与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分辑,分辑郑缉之《永嘉记》佚文44条;编入《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其第七条即是上述“瓯水”条,此为质疑焦点之一。
质疑之一:“瓯水”指那里?
《史记》中“都东瓯”的“瓯”,真的是“水名”吗?如有,在那里?笔者先查看与郑缉之同时代的相关史籍,如《全(刘)宋文》(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水经注》和刘宋时曾任永嘉太守的谢灵运之《谢灵运集》中,均未发现“瓯江”或“瓯水”名。
再查《廿五史》,在《明史·地理志五·浙江》中。仅查到永宁江的别名“瓯江”,而无“瓯水”之名:
“永宁江在(永嘉)城北,一名瓯江,一名永嘉江,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府界,又东注于海。江中有孤屿山,与北岸罗浮相望。又西北有安溪,东北有楠溪,俱注于瓯江。”
如果“瓯水”是“瓯江”的简名,“瓯江”作为浙江第二大水系,即使正史无载,其它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明代《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上均为四库本)、《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代温州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等史籍,总应有记载吧。结果,除宋·李昉《太平御览》(含《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无载外,其相同的是,均无“瓯水”之名。不同的是,一是江名序列时有变化;二是永宁江别名增多: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7·江南道·温州》:“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晋立为县。上元二年,于此置温州,县移在州东百八十步。永嘉江: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9·温州》:“东山,子城西四里,其山北临永嘉江,东接苍海”;“楠溪,在州西南一十五里,水入温江”;“石室山,《名山志》云:楠溪八百三十里,有石室,北对清泉,高七丈,广十三丈,深六十步,可坐千人,状如龟背,石色黄白,扣之声如鼓”。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48·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旧名慎江,一名永嘉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唐元和中,刺史韦宥于江浒沙上获筝弦,引之蜿蜒舒展,投之江中,化为白龙,腾空而去,故又名蜃江。孟浩然《宿永嘉江寄友诗》:‘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
《大清一统志·温州府》:“永宁江,在永嘉县北。《元和志》:永嘉江,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寰宇记》:永嘉江,一名温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旧《志》:在县北门外,今名瓯江,又名蜃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东至盘石安村,汇于海洋。茫无际涯,是谓瓯海。潮汐往来,旁流四达。南抵瑞安,北抵乐清,内通三州、四溪及十三乡、十三浦,无不悉贯焉。”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叙·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一名瓯江,一名蜃江,古名慎江,亦曰永嘉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又东合大小溪流,以输于海。”
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四·水》载:“永宁江,在郡城北门外。旧名慎江,一名蜃江;一名永嘉江;又名温江,瓯江。”
清《乾隆温州府志·卷四·山川》“永宁河,在府治南,为一城水口,由永宁门内过敬亭桥而西为雁池。由府前而西为冰湖潭。”
从上似可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江名是随着行政域名的变化而变化。永宁江,因东汉永宁县而名。永嘉江,因东晋永嘉郡而名。慎江与蜃江,据《集异记》载:唐元和(806--820)中永嘉郡守韦宥,在江浒游宴中获筝弦,投入江中,化为白龙,故名蜃江。温江,系唐上元二年(675),分“温峤山(今台州温岭市)之南”置温州后,为“温州江”之简称。温州自东汉设县至于清代,永宁江一直作为“正名”而存在;“瓯江”只不过是永宁江的“别名”而已。在明代,“瓯江”虽名见于“府志”与《明史》,且以别名居后;而在“国志”《明一统志》中,尚未“挂单”。因而陈桥驿先生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瓯江》词条载“其名瓯江,始于明清”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是温州历史上并无“瓯水”之水名,只有“瓯江”别名。其实《永嘉记》只称“水出永宁山”,并未称“瓯水”;上注可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东越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注引《永嘉记》,均无“瓯”字。可见,“瓯”字系后人辑佚者所妄添。虽然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中勉强解释为“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都四乡。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入永宁江”;但历史上并无“瓯水即楠溪”记载。即使按孙诒让“瓯水即楠溪”说,永宁江又名“瓯江”,那岂非“瓯水入瓯江”?按此逻辑推理,台州应是“灵水入灵江”;宁波应是“甬水入甬江”;广州应是“珠水入珠江”。这无论是语言逻辑,还是名物事理,都是“自说古难圆”。
而清代姚振宗“瓯,水名”的注释,一方面,随着清、近代温州港海内外交往的需要,因“瓯江”比永宁江容易简称,且能借古东瓯之光,故以“瓯”自称,久而久之,就沿习为“约定俗成”。另一方面,由于《山海经》的“郭注”与《史记三家注》的“郑记”等典籍的影响,历代不少学者也出现了自觉与不自觉的“东瓯即瓯江”的思维定势,故姚振宗主观上的意识流就下了“瓯,水名”的结论。正像他考证《临海水土志》作者孙吴沈莹与沈珩之关系一样,因“莹与珩,名皆从玉”,就得出“或昆季(兄弟)行”的结论(见其《隋书经籍志考证》)。结果,张崇根先生在曹魏邯郸淳《笑林》中发现“吴沈珩弟悛,字叔山”;与兄沈珩之名,并非“皆从玉”(《临海水土志·代自序》)。正如其“瓯,水名”之结论,亦属“子虚有”!
质疑之二:“王都”还是“蜃都”?
《永嘉记》佚文称“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其可靠性如何?从历史记载看,除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注与温州明清代方志转引《史记索隐》注外,如与郑缉之同时代的《谢灵运集》,比司马贞稍后的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等,均无此佚文。即使注引《永嘉记》较多的史籍,如南北朝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贾思勰撰《齐民要术》,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等类书,均未见此佚文;。且所引书名不一,或称《永嘉郡记》,或称《永嘉记》,或称《永嘉志》,还有称《永嘉地记》。可见,《永嘉记》原书在唐代应已亡佚。
不要说《永嘉记》,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自两汉到晋,由于辗转传抄,早已“是非相贸,真讹舛杂”;差错很多。南朝刘宋裴骃注《史记集解》时颇多感慨:“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讹舛杂。(《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98年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程金造教授,毕生治《史记索隐》。对其所引412种古籍,分别撰写提要。程金造教授对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促进理解、传播史记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众多不足之处。
第一,司马贞所引据之书,均为传抄之书。“盖小司马生当唐初,诸所引据,皆传抄之本,非为锓刻之出于南宋以后者”。当时因无雕版印刷,故《史记索隐》所引皆传抄之本。
第二,司马贞虽旁征博引,但“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很不规范。主要有五类:
  1、只列大名而不列举小名:“如引作《尚书》、《管子》云云之类。”
2、只举小名而不列大名:“如引作《聘记》、《桑扈》云云之类。”
3、大名小名均不举:“而以撰者名氏出之者,如引作郑玄云、王肃云、郭璞云之类。”
4、只泛举通名:“而以传曰、记曰出之者。”
5、书与人名均不举:“而以故曰“‘二字’。”
程金造教授认为“唐人注书,习沿六朝”;撰注者“万卷胸罗,信手着定”;而“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结果或“误举书名,或错标篇目”。不像清代“干嘉考据学”那样严谨:“殊不似清干嘉学者,注释经子,大名小名,备举无遗,检寻校核,准确不误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
因此《史记索隐》的差错亦不少,如《吕氏春秋》误作《春秋》,“天官小宰”误为“司寇”,长沙王吴芮玄孙“吴差” 误为“吴产”等,“至其传抄、锓刻、伪误、敷脱之端,亦多有之(见同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出版说明》中指出:“史记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1986年4月版)”
《史记索隐》差错较多,其所引《永嘉记》“东瓯王都城”之佚文,就百分百可信?历史是客观的,而人对历史的认识则是主观的。人能多大程度去反映客观历史,这就需要甄别。司马贞是否亦“万卷胸罗,信手着定”,而导致“误举书名,错标篇目”?此佚文为何只独见于《史记索隐》所引,而不见于其它史籍(有亦是此佚文的“复读机”)?因此不排除《史记索隐》“出于忆记,失检原书”,而“信手着定”的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所“妄加删削”。考据学最忌是“孤证”,而这条佚文恰恰是“孤证”!
如非“孤证”,那试问“东瓯王都城”在温州那里?其实,所谓“东瓯王都城”在温州,至今还是一座有名无实的“三无都城”: 即无确切地点;无文化遗址;无东瓯文物。
第一,无确切地点。城池并非坟墓、祀庙等小型建筑,因年代久远,荒湮而无踪可寻。
作为名列《史记》、《汉书》的西汉王国,即使都城规模少于同时代的闽越国与南越国,能出兵万人参加“七国之乱”,并能移民四万、举国北迁江淮的东瓯国,其都城起码不会少于《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规制。东瓯国除后276年的东汉永和三年(138),在温州境内首设永宁县时,已无城垣可设治,县治只能设在永嘉县东北70里的贤宰乡(《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永宁始立于汉,而郡名永嘉,盖自晋始矣;惟晋之永宁治(瓯)江北,而城无考”;其卷廿一《古迹志一》又载“永宁新城,去(温州)府治六里,在江北贤宰乡。郭璞初议立城于此,后迁过江。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云”。永嘉设郡后,亦因无王城可治,永宁县治地偏,永宁江南部还有数县相属,不便居中管理,才移治江南。而一百多年后的刘宋郑缉之,竟然还能看到“昔有东瓯王都城……今犹在也”。岂非“天方夜谭”?
福建武夷山闽越国王城遗址
从现存温州最完整的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看,在“城池”“古迹”中无载。只是在“邑里·廿都瓯浦”条,下注“东瓯王故城”五字。清乾隆廿一年编修的《乾隆温州府志·城池》(台湾《中国方志集成》版)中亦无踪影。目前都城故址,温州主要有“市郊瓯浦”与“瓯江北岸”,即“瓯江南北”两说。1998年出版的《瓯越文化史》,则承《光绪永嘉县志》旧说,认为都城故址,“应在瓯江北岸”。 汉代的闽越国与南越国之都城(即今福州与广州),均有确切地点。唯独东瓯王都城,如从郭璞《山海经》“瓯注”起算,至今将近1700年。到现在温州还无确切地点,岂非咄咄怪事?一座至少方圆九里的东瓯王都城,总不会突然从地面上蒸发吧。
第二,无王城遗址。都城地点如不确切,但有相应的王城遗址亦可。如闽越国都城,目前有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与福州冶山汉城遗址两说,但两地均有汉城或汉宫遗址。于越国都城有无余旧都、允常之都、勾践之都(山阴小城、大城)等,除无余旧都因年代久远,只能
确认地点而无遗址外,其它均有相应遗址。东瓯国除后首设之县回浦县,至隋开皇十一年(591)废县,历经沿革676年。章安古城“东起章安桥,西止墩头山南约300米处,其间长约560米;北界鲎山北麓,南至‘水碓基’之南浦,其间长约500米,共计面积约28万平方米左右。(详徐三见先生《章安古郡县沿革兴废考》,载《默墨斋集》,中国社科出版社)”其城垣至今已废弃1416年,其遗址“今犹在也”。而温州东瓯王都城,既无确切地点,又无相应遗址。玄论千余年,“都付笑谈中”!
前中为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胡“文帝行玺”
第三,无东瓯文物。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外于文献的客观存在。文献为名,文物为物。名物一致,印证历史。文物的作用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从而增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在西汉“两越三国”中,闽越国与南越国都相继出土了大量文物,如闽越国的“万岁”瓦当、“中门信印”铜印;南越国王赵胡的“文帝行玺”、汉简、金镂玉衣等;为研究闽越史与南越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依据。唯独温州,不仅找不到东瓯王都城的确切地点、相应遗址,就连东瓯国相关文物亦鲜见出土。当然,这并非要与闽越、南越二国竞比文物;但千余年来“光打雷而不下雨”,显然是“盛名之下实难符”。全凭着“昔有东瓯王都城,今犹在也”,这条靠不住的“孤证佚文”,自唐至今,辗转复读;再也拿不出其它足以佐证“东瓯都城在温州”的实物依据,此足以证明所谓的温州“东瓯王都城”,是一座“名物不一,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海市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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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9 10:49:42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州“东瓯王都城”是座无确切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的“三无蜃都”。那台州有什么呢?台州存在“四有王城”:即有记载,有地点,有遗址,有文物的东瓯于越王城。
一是有文献记载,比刘宋郑缉之《永嘉记》早近百年。
最早记载台州“王城”的,是中国书圣东晋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山水门二·王城山》引)”
《大清一统志·浙江省·台州府·王城山》:“在太平(即今温岭市)县西北三十五里,本名方城山,絶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唐天宝六载(747),改今名。”
《明一统志·卷47·台州府》与台州历代方志以及黄岩、温岭历代方志记载同此。王羲之的《游四郡记》是中国山水文学中最早的游记之一。《晋书·列传五十·王羲之(传)》“(王)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游四郡记》当作此时。四郡即会稽(绍兴)、临海(台州)、永嘉(温州)、东阳(金华)四郡。方城山即今台州温岭大溪镇方山。因其“壁立如城”,故称方城山。
温岭大溪镇王城山(方城山),战国后期,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故名王城山
“越王失国”,是指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史记正义》作四十六年;徐建春先生《浙江通史·先秦卷》定此年),越国(其时已从琅琊还治吴,即今苏州)兴师伐楚,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一本作‘浙江北’)。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越伐楚失利,王无彊被杀。楚乘胜“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尽取故吴地”,即原吴国属地(即今苏南);“至浙江”是指今钱塘江以北地区。“越以此散”,指原居江淮以东及今苏南之地的越裔诸侯国,因此而流散;“滨于江南海上”。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今台州临海县是也(按:张守节注“临海县”,当是指黄岩未设县之前的临海县。因黄岩、温岭二县,均原为临海县地)”。 张守节之注与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正相吻合。
而刘宋·孙诜《临海记》“宴室山,有越王望海馆,下有湖,多金鹅飞鱼”。宋代《嘉定赤城志·卷19·山水门》“宴室山,在(临海)县东一百五十里(下引《临海记》载同)。”
临海宴室山建有“越王望海馆”,应是《史记》所载越裔流散,“滨于江南海上”;晋·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此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今台州临海县是也”的有力佐证。孙诜《临海记》与郑缉之《永嘉记》同一时代,而王羲之《游四郡记》比《永嘉记》约早近百年。
“越以此散”,当时作为越国发祥地的会稽,并未因此而灭国。在秦统一中国时,才失会稽。越国强盛时,曾分封诸侯国,与会稽仅一山(天台山、括苍山)之隔东瓯国,应在分封之列。故楚败越,后楚国贵族项羽与刘邦灭秦,摇与无诸“佐诸侯平秦”,项羽不予分封。摇与无诸遂“佐汉灭楚”,才报当年楚威王杀越王无彊之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论语·尧曰》)”;这是汉初“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汉书·高帝纪下》)”的安邦国策。无诸与摇因“佐汉有功”而复国,“以奉越后(奉,保全;越后,指越地,即东瓯)”。相继成为汉初的异姓国王。
据此,东瓯国原已立国,汉初只是承认其“合法席位”而已。故东瓯应在越国强盛时分封之列。如不在分封之列,至迟当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或为王、或为君”,建立东瓯国。从三家分晋(前403)到前221年的战国时代,东瓯建国正处于战国中期。
王羲之《游四郡记》还提及温岭松门:“永宁县(今永嘉县)界海中有松门,岛屿上皆生松,故名(《全晋文·卷26·王羲之集》)。”以往学界认为台州、温州两市分界是温峤岭。在沿海岛屿上,玉环岛县历史上多属温州。松门曾属今温州永嘉界,甚为罕闻。这说明处在战乱时期,政区归属是变动不居的。
现在学界在“越非禹后”论上“炒”得“偏科”。笔者以为:考古学已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全国各地普遍都有人类生存,只不过聚落多寡而已;浙江也不例外。大禹是“治水英雄”与夏朝的开创者,越人奉禹为“正朔”作为“精神领袖”,这既是越裔部族的文化象征,又是一种文化认同;且在情理之中,就像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一样。但东瓯国王摇与闽越国王无诸为勾践之后裔,应无疑义。司马迁是当时东瓯、闽越二国历史兴衰的见证人!试问某些学者,能否堪此“大任”?!当然,这并不是说于越、东瓯、闽越诸国的所有百姓,都是大禹或勾践的后代。
二是有确切地点和东瓯于越王城遗址,在台州温岭市大溪镇大唐岭;
最早记载东瓯越王城的是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39·纪遗门》:“古城,在黄岩县(明成化年间,、析黄岩置太平县,即今温岭市)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
《明一统志·巻47·台州府·古迹》:“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旧志》: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相传即徐偃王城,城东偏有偃王庙。”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两浙东路·台州》“古城”条与台州历代方志以及黄岩、温岭历代方志所载略同。
在浙东衢州、宁波、舟山、台州等地有关徐偃王遗迹与传说颇多,不少学者如徐永生《徐国史研究》、张乃格、周先林《徐文化研究》等专着,对徐文化作了深入的探究。台州亦有相应研究。然而,历史上故老相传的徐偃王城,与所在王城遗址勘掘情况能否一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2002年。台州市(含温岭)与省文物部门曾进行了多次勘探与发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两次:一是1989年台州文博专家金祖明的勘探,归撰论文《东海王国古史初探》、《东瓯王国都治》;二是省文物考古所于2002年9月至10月进行考古发掘,历时40天,田正标研究员撰写《温岭大溪古城考古发掘(报告)》(三篇文章均载王永献、严振非主编的《东瓯国研究》书中)。现综合分析如下:
第一,考古结论与文献记载相符,东瓯于越王城始建于战国;
越王城遗址位于今黄岩、乐清、温岭三县(市、区)接壤的大溪镇大唐岭南麓的里宅、大岙村。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地势险要,环境幽美。东首龙山,西侧虎山,南邻王城山(即方山,又名救驾山),北枕太湖山,南面平原临海(乐清湾)。

台州温岭市大溪镇大唐岭战国于越王城遗址

越王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以内,东西长约39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其中西城墙残长约60米,宽约7米,高约1.4米;北城墙残长约94米,宽10--15米,地面残高约1.1米。《嘉定赤城志》所载“故宫基址”,面积约八千平方米;地面高程2—3米不等;其西南断面裸露灰色泥质绳纹筒形管,随断面走向,每米一管,排列有序。在越王城土夯城墙墙体内发现战国印纹陶片,在遗址下层堆积中发现战国印纹陶片和战国“素面瓦当”。据此,金祖明与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发掘结论基本一致:东瓯越王城遗址,上为秦汉文化层,下为战国文化层;东瓯于越王城始建于战国。
考古发掘证明越王城始建时代为战国,这一结论也为其它专家所证实。2002年12月3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研究员等考古专家,曾对越王城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考察、鉴定、研讨后,也确认为战国时期城址。2003年1月22日至24日,在离越王城不远的塘山村,又相继出土了12件陶罐、陶碗等文物,经鉴定为战国时期文物。
台州“于越王城遗址”出土的战国陶管与素面瓦当
这充分证明王羲之《游四郡记》“(王城山)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滨于江南海上”,刘宋·孙诜《临海记》“宴室山有越王望海馆”等文献所载,诚非虚言。
第二,东瓯“于越王城”因音近而流变为“徐偃王城”;
既然是“越王城”,为何叫“徐偃王城”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大清一统志》,揭开了由“越王城”流变为“徐偃王城”的谜底。
《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台州府》:“古城,县南三十五里。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俗讹为徐偃王城。《志》云:城在大唐岭东,与太平县接界。又有汉城,在县北十里,建置未详。”
《大清一统志·卷298·台州府》:“黄岩故城,今黄岩县治北。《元和志》县北去台州一百五里,前上元二年,割临海南界置。旧《志》有古越城,在县南三十五里。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俗讹为‘徐偃王城’。”
清代史学家戚学标在《嘉庆太平县志·卷14·古迹志》中认为,清·顾祖禹之说与王羲之《游四郡记》所记相符,因采顾说。从历代文献记载看,史籍(含历代台州方志)记载为“古越城”、“古城”、“黄岩古城”,而“徐偃王城”系“民间故老”相传。东瓯王摇本系“于越”之后裔。“于”与“徐”,同为 “鱼”韵;“越”,温黄平原方言读如“ye也”,“偃”,亦读如“ye也”。因“于越”与“徐偃”两音非常相近,故“俗讹为徐偃王城”。同为“国志”的《明一统志》与《大清一统志》,前者只是照录宋代原文,后者则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研究成果。两者相比,后者确实远胜于前者。
陈桥驿先生在《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中,亦不称“徐偃王城”而称“古越城”,并引《大清一统志》以证“徐偃”系“于越”之音变。朱汝略先生在《浙东军事芜史》(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第一章中亦认为,“‘徐偃王城’,即‘于越王城’之音变。”其实,宋·陈耆卿对“徐偃王城”之民间传闻,亦不以为然;因年代久远,无证据否定,但心存疑虑,只能说“故老云”。民间传闻毕竟不能代替事实。现经考古与文献相印证:“于越王城”始建于战国,“徐偃王城”系“于越王城”之音变。“徐偃王城”之名可休矣!再也不能“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第三,东瓯“于越王城”,既符合古代都城规制,又体现了越国建都的传统理念。
据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轸《中国古都》(湖南科技出版社)、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研究:中国古代最早的都城制度,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是最早规定古都规划理论与模式的文献。即都城为正方形,方九里,每边三门,经纬各九条街道。宫殿居于中轴线,左建祖庙,右建社稷坛,前为官府办公场所,后为商业集贸市场。堂堂正正、四四方方、错落有序的都市,正是中国古都“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理想模式,并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东瓯“于越王城”遗址是浙江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古城遗址,作为东瓯都城之依据则比较充分。
首先是东瓯“于越王城”位居东瓯之中,山海拱卫,进退自如。居中是古代建都的重要法则。《吕氏春秋·卷17·慎势》所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不仅都城要居中,而且郡县也居中。理由有二:一是自身安全;二是易于管理。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台州“于越王城”就体现了“居中”特点。在西汉“两越三国” 中,东瓯国实力最弱,南越国最强,闽越国则居其中。瓯江南部为东瓯之南疆,与闽越相邻。越国自强盛之后,就内讧不断,自相残杀,反复无常。其远不溯,近者如东瓯王杀吴王刘濞,余善杀闽王郢,繇君丑杀东越王余善;国之间如闽越围东瓯,闽越攻南越;汉军攻南越,余善阳助阴反,最终被杀而灭国。因此东瓯国既要防范北患,又要警惕闽越南侵。而东瓯国都城选在台州温黄平原南端,正居东瓯“国之中”。 在古代山河阻隔,交通不便的条件下,“都城居中”更有利于控制与管理。如设都于瓯江南部,则境接闽越;无异于设都于边,这是严重违反古代“都城居中”的基本法则。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出兵“围东瓯”,东瓯国“都城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都城选址上,《管子·乘马·立国》强调:“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东瓯“于越王城”选址颇具王者之气。地势坐北朝南,东首龙山,西侧虎山,南邻王城山(即方城山),北枕太湖山,南面平原临海(乐清湾)。坐北朝南,“南邻王城山”,即“面南而王”之寓意也!
其地形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北依山险、南控平原的“负山枕海”的地理环境,进可攻,退可守。这既符合孙子兵法“生地”之要求,又体现越国建都“临江濒海”的传统理念。勾践建都会稽,迁都琅琊;摇王都东瓯,闽王无诸都东冶;都是临江濒海之地。汉武帝遣严助“浮海救东瓯”,东瓯国凭借濒海优势而乘机“举国徙江淮”。
其次是东瓯“于越王城”中规式矩,符合都城建筑基本特征。东瓯“于越王城”“外城周十里”,这符合《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之规制。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外城周十里”的东瓯于越王城,虽不敌武夷山城村闽越都城“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总面积48万平方米”,但比勾践建“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的山阴小城要大五倍。当然,勾践建山阴大城时,已是“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是东瓯于越王城的一倍。
从清代浙江十一个府城规制来看,“外城周十里”仍非小城。其中省会杭州府城最大,周三十五里。其次是古都绍兴府城周二十里;第三是宁波府城、台州府城、温州府城,均周十八里;第四是湖州府城周十三里;第五是金华府城、嘉兴府城、处州府城,均周九里;第六是衢州府城周四千五十步;严州府城周八里二十三步(《大清一统志·卷281至306·浙江统部》)两千多年前的东瓯于越王城,仍相当于清代金华、嘉兴、处州三府的府城规制。
“鲧(大禹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太平御览·卷193·居处部·城下》引《吴越春秋》)。”台州于越王城“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其外城周十里,内城五里。“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阆(《管子·度地篇》)”全城一分为二,城郭相连。据杨宽先生研究:城郭连结上可分为三时期:一是商代“有城无郭”期;二是周至西汉“西城东郭”期;三是东汉至唐“三郭抱城”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序言》)。东瓯于越王城的“西城东郭”形制,正是战国至西汉都城的形制。
“择国之中而立宫”。东瓯于越王城一分为二的形制,说明中轴线纵贯全城,左右对称布局。都城内正南北方的中轴线是条根本主线,“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这已成为数千年来中国都城建筑的基本理念。它既是“居中不偏”传统思想的体现,又是“天下居中”王权礼制的象征。其地面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等遗迹,仍体现了“宫殿为主体结构”和“宫殿建筑高台化”的都城建筑基本特征。“择宫之中而立庙”,此庙按规制应是宗庙。今东瓯于越王城遗址内虽有徐偃王庙,但是否为于越王宗庙孑遗,因年代久远,亟难考认。
在新编《萧山县志·古迹·越王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记载:越王城山遗址位于海拔128米的越王城山山巅,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越王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以内,东西长约39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有一宽约1.3米的石板古道与山下相通。山上尚有洗马池、城山寺等遗迹。199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和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对城垣进行试掘,发掘出一批春秋战国时期文物,证实了该遗址的王城性质。
台州、萧山两处王城遗址相较:王城形制同为长方形,总面积都是十万平方米,均有洗马池等建筑,时代相差不过150多年,更重要的都是越王城。这就充分证明东瓯“于越王城”,即是后来的东瓯国都城。
三是有东瓯文物,可佐证东瓯“于越王城”即东瓯国都城。
考古资料证明:台州历史,上能远溯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灵江人”,下至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仙居“下汤文化”。从地形分,以下汤遗址为代表的河谷文化,以玉环三合潭遗址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以东瓯“于越王城”遗址为代表的温黄平原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自上世纪80年代至近年,台州文物考古相继有重大发现。反映东瓯古越文明的文物主要有:
第一,在东瓯“于越王城”遗址邻近发现西周蟠龙盘和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
1984年3月,在东瓯“于越王城” 遗址邻近(大唐岭南琛山乡楼旗村,今属温峤镇)
出土了西周青铜蟠龙盘,高52.2厘米,外径61.6厘米,内径55.4厘米,内深12.8厘米,中以浮雕手法铸出一条出水夔龙,龙首凸出盘心9.5厘米,高圈足,重22.5公斤。此盘上下腹部分作两道环状图案,上为夔龙,下为饕餮。两条环状图案,各以六条扉棱,等分为六组纹饰。上为十二夔龙(相对),下为六饕餮(相向)。上下各六组图案,均以细线云雷纹为底纹。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堪称一绝,素有“盘王”之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蟠龙纹流行于商代后期至战国,龙则是王权的象征;因而蟠龙盘为王者之器无疑。楼旗村距于越王城遗址附近,在此出土西周青铜蟠龙盘,当为东瓯王世传的宴飨或祭祀礼器。
左为距东瓯于越王城遗址10公里处的楼旗村出土的西周青铜蟠龙盘;右为山西襄汾县陶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绘蟠龙纹陶盘,这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图像的最早标本。龙盘是一种礼器,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其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纹饰颇为接近,两者或有相应的渊源关系。
1990年5月,在位居东瓯于越王城遗址东部十余公里的路桥小人尖发现了祭祀遗址,出土了78件周代文物。其中,青铜器有戈、矛、钺、斧、镞、剑、针、锥、锛、桷、尊、勺等22件,青瓷器有豆、罐、簋等49件,另有玉环等5件、羊角把陶鼎和石镞等。这是台州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
小人尖海拔200多米,遗址分布面积120平方米。遗址距地表1.3米,呈凸字形。经专家鉴定,在离地表1.3米以上,属东周时期的文物,离地表1.3米以下,为是西周时代的文物。文物多分布在凸字形石台上。青铜器排列于石台东南角,原始青瓷器在东北角,西南角为青铜器、原始青瓷器和玉器混合放置。或五件一组(间有孤件),仰置呈梅花状;30余件原始青瓷豆一组,呈“T”形侧叠。原始青瓷器釉色青绿和青中泛黄,玻化程度高;纹饰有席纹、曲折纹、S纹与勾连回纹。青铜器纹饰主要是:高23.8厘米的青铜尊,腹部为云雷纹地饰兽面纹与鸟纹;长24厘米的青铜戈,有长阑,阑两侧上饰凹弦纹,内镶嵌如意形绿松石;尚有一件造型奇特的“无名” 青铜器,造型酷似“手榴弹”,实属罕见。此后小人尖祭祀遗址,陆续发现了西周直筒罐与战国旋纹碗等文物,现存黄岩博物馆。
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钺(左),青铜斧(右)
省文物考古所与台州文物部门,从遗址的地理环境,遗址形制、文物分布、器物品类、器形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批文物“不属于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较为珍贵的祭祀礼器”。因而确定为祭祀遗址(《台州文物》,1990年6月,并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3年第二辑)。但没有考证系何种祭祀遗址,对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亦乏分析。
如何解读路桥小人尖的祭祀遗址与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自1990年文物出土后,鲜有问津。笔者试抒己见:
1、路桥小人尖的祭祀遗址应是东瓯于越王的“太一坛”。三国东吴沈莹在《临海水土志·王坛子》条载:“王坛子,如枣大,其味干,出候官。越王祭太一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
王坛子即黄皮果,因长于闽越王祭坛太一坛故名。闽越王与于越王(即东瓯王系)同为
越王勾践之后,闽越王建有太一坛,那东瓯于越王也应有太一坛。太一亦作大一,太乙,泰一。其涵义有四:
一指元气,《礼记·礼运》孔颖达疏“必本于太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
二指星名,《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三指天神,《史记·封禅书》“天神贵太一”;即东皇太一;楚国诗人屈原曾作楚辞《九歌·东皇太一》;
四指道教神仙,唐代诗人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乙子》诗“仙穴逢羽人,停舻向前拜。
问余涉风水,何处远行迈”。
尽管“太一”有四种涵义,但在帝王祭祀的主神,则是“天神贵太一”的东皇太一。汉武帝曾准方士之奏,立太一坛于长安东南郊,佐以五帝(即苍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史记·封禅书》)”。有学者从神话学视角,认为东皇太一主东方,即太阳神崇拜。也有人认为先秦时代的东与春具有对应等关系,东皇太一是春神“春王”的指称。
太一坛奉神虽有异议,但有两点是共同的。首先是太一坛先秦早已有之,“古者天子,以春秋(二)祭太一东南郊”;其次是祭祀太一坛的主要愿景是除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更为重要的是国运久长;《史记正义·天官书》注引“《星经》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令诸立赤子而传国位者。星不欲微,微则废立,不当其次,宗庙不享食矣’”。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恰在东瓯于越王城之东,文物均为礼器,历代文献记载东瓯、闽越,春秋同属越地,闽越王既有太一坛,同为勾践之后的东瓯于越王肯定也有东瓯太一坛。
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其实即是古高禖文化的象征
太一坛祈求国运久长,而国运久长的关键,则是国有根本(储君),使后继有根。自古“君权神授”,帝王为神器,国根即神根;因此就帝王而言,即“高禖神根”。
2、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出土的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应是“高禖神根”。
高禖,即求子之祭祀。《礼记·月令》载:“(仲春)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高禖有五种说法:
一说“禖”即“媒”,指吞鸟卵而生契的商族女祖先简狄,后指主婚配的女神;二说“高”指高辛氏,高禖,是其时的媒神;三说分“高禖”、“郊禖”为两种祭祀;四说“高”,也作“郊”。“高”、“郊”音近。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本)注引王引之“高者,郊之借字,古声高与郊同,故借高为郊(台州方言亦“高”“郊”不分)”; 注引高诱“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禖”。五说“禖”即“母”,“高”是尊称,“高母”是生育女神,高禖神主生育,后也指女性始祖。
上述五说中,除第四种说外,其它均见《礼记正义·卷15·月令》(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来神道设教,其说纷纭,属正常现象。但祭祀高禖,目的是为了求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帝王借祭祀高禖向上天祈求子嗣,并举行较为隆重的典礼;其中有众多后妃参与,赐予她们具有象征意义的弓箭,寓示求所生为男。祭祀高禖,一方面表示君权神授,因而有神赐福;另一方面希冀借此求得“神根”,使王权稳固,国运长久。因此历代帝王对祭祀高禖都非常重视。
《汉书·枚乘传附子皋传》:“(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颜师古曰注“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汉武帝年二十九始得太子(戾太子),乃“为立禖”,“高禖之祭,设坛于南郊”。魏晋南北朝,各国皆有高禖之祭,但直至唐、宋时,才依照礼经制定了礼仪。宋代高禖坛,以青帝为高禖,于春分之日行礼。金代高禖祀青帝,在皇城之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正位祭的是昊天上帝,台下才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祀,而有“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之祭,又称“换索”,据说主要目的是保婴(《清史稿·礼四》)。
不同于中原文字系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东瓯古越文字,今已列入省文保单位
其实,作为于越的“精神领袖”大禹,亦兼有高禖神的“职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大禹父亲“鲧娶有莘氏之女……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大禹)”。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解释为“《史记·夏本纪·索隐》引《世本》、《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都称禹为高密”,原来“高密即高禖,禖通作密,犹之乎禖宫通作閟宫”(《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既然大禹兼有高禖神的“职能”,那自认大禹为远祖的东瓯于越王,在王城东部路桥小人尖太一坛祭祀高禖,祈求东瓯国运久长,亦在情理之中。据此,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当属“高禖神根”。
第二,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东瓯古越文字与岩画;
1、古越文字。2004年初,浙东南新石器时期规模最大的仙居下汤文化遗址邻近,发现了距今2200多年前东瓯古越文字。东瓯古越文字位于仙居县广度乡中央坑村五份头自然村和里厂自然村,刻于村边古道旁的石壁上,目前发现的有三处:1号石刻在五份头村西“菜园门口”左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4个,其保存相当完好;2 号石刻在五份头村西“后门山”左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6个,因风化严重,字迹模糊,但仍依稀可辩;3 号石刻在里厂自然村东古道右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2个,字迹因风化而稍显模糊。2004年2月26日,经中国古文字研究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文字,距今至少有2200多年的历史。
距今2000年前的仙居朱溪小方岩东瓯岩画,今已列入省文保单位
我国著名的古越文字研究专家曹锦炎先生认为:这是首次发现越族文字,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次重要发现。据史书记载,越族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越族文字一直没有被发现。这次发现的文字,从排列方式和笔画结构上看,都带有早期文字的特征,与商代早期的文字很相像,但又明显不属于中原文字系统。同时,它与出土的越国王室青铜礼器、兵器上的文字明显不同,礼器、兵器上用的都是中原文字系统。因而仙居古越文字的发现,是中国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对于研究古越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05年3月16日,古越文字所在地“中央坑摩崖石刻”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2、古越岩画。2004年6月,东瓯岩画位于仙居县朱溪镇东北角海拔400米的小方岩,
目前发现较大的有两处。一处在俗称“狮子耳朵”处;一处在岩前村东南、俗称“小方岩下”,总面积约100平方米,刻有似鸟、似鱼、似人、似马像二十余种,风格古朴,线条粗细不等, 2004年7月19日,中国美院教授、中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王伯敏教授等应邀专程
至仙居考察鉴定。他认为:岩画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成为世界艺术史起源的一个重
标志。国际岩画保护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阿纳蒂先生曾对岩画有个形象的比喻:“随着历史的推移,人类的先民已经沉默,岩画却代表他们永远在说话”。仙居古东瓯岩画均为凿刻而成,其风格类型,区别于在广西、云南等西南一带用红色铁矿砂和动物血混合后绘制的岩画。
经王伯敏教授等专家鉴定,此岩画为西汉初期作品,距今2000多年。这是浙江岩画考古的首次发现,结束了浙江无岩画的历史。对研究中国东南沿海古越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实物依据。2005年3月16日,朱溪小方岩东瓯岩画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仙居县是台州古越文明遗存比较丰富之地。除下汤文化遗址、东瓯古越文字与岩画外,仙居韦羌山尚有流传1600多年的“夏帝践历”时所遗留的“蝌蚪文”,与缙云交界之处,尚有越王山、越阵、麻田、王寮、白马山、白马经坑、马鞭头、前庄等与东瓯古越文明相关的地名和地名传说(详见朱汝略《浙东军事芜史》)。此外,台州各地也存在着古越文明的积淀,这是东瓯古越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探索和研究。
第三,在东瓯于越王遗址附近发现了东瓯贵族大墓。
2006年9月至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岭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对位于温岭大溪镇东瓯于越王遗址附近(塘山村)的一座已遭破坏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左图为东瓯贵族大墓;右图大墓陪葬坑残存器物
该墓葬座落于温岭与黄岩交界处的塘岭南麓,塘山村北面的南向山间岙地上。墓葬坐东朝西,形制系一座带墓道的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墓葬封土墩呈东西向的长方形覆斗状(东头一部分因村民取土已遭破坏),墓坑开口在砾石层中,规模较大。墓坑西头正中设有墓道,墓坑与墓道整体平面呈甲字形,墓道与墓室底部以斜坡式相连接。墓葬未填筑木炭和膏泥进行防潮、密封,而仅回填了一般的纯净粘土和夹有大量砾石的原土。墓内原有木椁,椁外四周填筑有大量砾石,棺椁早已腐朽,人骨也已朽不存,墓底两侧留有两条垫置棺椁的纵向枕木沟,根据枕木沟的分布状态并结合填土平、剖面情况来看,木椁应分前后两室,椁高约1.5米。墓葬在古代已遭盗掘,现残存随葬器物34件,其中残玉觿1件,玉璧1件,其余全为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泥质陶等陶瓷器。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座西汉东瓯国的上层贵族大墓,系东瓯国文物考古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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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9 10:50:22 | 显示全部楼层
007年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江文物》上发表了《温岭大溪发现汉代东瓯国贵族大墓》发掘报告(作者:陈元甫、黄昊德、郎剑锋、张淑凝、叶艳丽,载2007年第一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研究员等,对西汉东瓯国贵族大墓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其鉴定为西汉东瓯国贵族大墓的的主要依据有五方面,因其史料价值非常重要,故谨录如下:
1、从历史背景分析,西汉初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确曾有东瓯国存在。据《史记.东越传》记载,东瓯国共存在54年,而塘山大墓的年代与东瓯国存续时间正相符。
2、塘山大墓墓坑长15.5米、宽6至7米、坑深3.7米,规模巨大,不但是迄今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葬,也是全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汉墓。墓外的一个陪葬器物坑,虽因深度很浅,又未被封土覆盖,大部分已被扰乱破坏,但就在不足2平方米的残存范围内,仍出土器物28件,全部为镈、錞于和磬等仿青铜的陶质乐器,残碎片中还有勾鑃插柄1件,可见这是一个专门陪葬礼乐器的乐器坑。这些乐器除1件为硬陶外,其余全为质地松软的泥质红陶,出土时器物排列紧密,众多磬相互叠压,估计原先器物总数至少近百件。将仿青铜的礼乐器专门设坑葬于墓外是该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葬制葬俗。这种墓外陪葬有大量仿青铜陶质乐器的器物坑,和近几年在长兴、安吉等地发现的越国上层贵族大墓情况一样,且与中原贵族墓随葬青铜礼乐器的性质相同。而编磬与编镈的存在则表明了墓葬的高规格,象征着墓主的身份与地位。
左图为原始瓷匏壶;右图为泥质陶镈
3、出土器物中,匏壶和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罐数量最多,分别有5件和10件。形制奇特的匏壶在我省并不多见,但在福建武夷山西汉闽越王城遗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较多,年代也较明确。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罐同样多见于闽越王城遗址、南越王墓中。至于其它出土的瓮、瓿、钵、鼎等印纹硬陶、印纹软陶、原始瓷,都是富有越文化特征的传统器物,器形特征与上述两地所出者相同或相似。
4、从墓葬形制与文化内涵分析,塘山大墓也完全具有越系墓葬的特征。大墓的长方形覆斗状封土和甲字形长方形土坑木椁墓,是春秋战国时期宁绍、杭嘉湖地区越国上层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形制。5、大墓附近有古城遗址。据文献记载,东瓯立国之地应在今台州黄岩、温岭一带,而在温岭大溪,确有一座世代相传为徐偃王城的庞大古城遗址。考古试掘表明,该古城的年代在战国末到西汉初期,与历史上的东瓯国存续时间相对应。按照“陵随城走”古制,王陵或其它高级别贵族墓往往分布在都城附近。而塘山大墓离古城东北方不足1公里,年代与古城相一致,规模巨大,气势宏伟,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有古城遗址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塘山大墓这种高级别的墓葬。
陈元甫研究员代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最后鉴定结论:“塘山大墓具有东瓯国应有的文化特征,应是东瓯国上层贵族的墓葬,甚至可能是东瓯国的王陵。而且大溪古城并非一般城址,很可能就是东瓯国的国都王城,东瓯国立国之处应就在温岭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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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3 19:05:19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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